UJ三>1/LUA 4 1973 ==========第1页========== ==========第2页==========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学司万批型 一九七三年第四期目 录 学习十大文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要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方 海(3) 自觉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左雨春(7) 经济问题研究 谈谈企业管理 …宫效闻(11) 靠咱们这号人就能管好码头！ 一记杨树浦装卸站依靠群众改变码头面貌…王华智（14)码头上的政治经济学 杨树浦装卸站一次学习座谈会纪要 (2i) 从“一根杠棒上的前后肩”谈起…吴文虎郑树清(27)质量把关依靠谁？… …上钢五厂一车间革命委员会（29) 合理和合法… …上海柴油机厂大马力车间革命委员会(31) 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谈起…上棉三十三厂工人评论组(33) ==========第3页========== 雇佣劳动制度在苏联的复活 评苏修叛徒集团推行的“谢基诺试验 钟志坚(35) “外来人”带来的是什么？… …任犊奚文熙(40) “四史”选刊 中国的第一代工人 江南造船厂早期工人的状况…《江南造船厂史》编写小组(46) 《红楼梦》讨论 《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 略论《红楼梦》的主题… …石一歌(57) “防身的本领”及其他 评胡适《红楼梦考证》… …石望江(62) 焦大与“补天”0…青 平薛工(66) 思想杂谈 因鲁迅之死所想到的 翟青(68) 从“受压”说开去 读刘丽华同志的谈话纪要有感… ……任 菁(69)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 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 读《盐铁论》札记 …康立(71) 从汉代的儒法之争谈到王充的法家思想…郭绍虞(76) 人物传记 秦始皇传… …范凌（82） 教育随笔 干劲往何处使？… …吴淞中学教育革命组(89) 他为什么闹情绪？ …河间中学刘忠村(90) 当好学生的“学生” …武定路第二小学钱杭宝(92) 热烈的讨论有力的支持 读者来信来稿综述… (94) ==========第4页========== 学叶大校件学鞋汉泽东 要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方 海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要我们全党同志重温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运动中的教导：要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的十大通过的党章，也重申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无产阶级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只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保证茧命的胜利。而要保持和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无产阶级就必须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正确处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是保证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基本条件。象刘少奇和林彪之流，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推行保护敌人、镇压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抑，又怎么会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毛主席指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 。3 ==========第5页========== 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战胜敌人，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武器。在我们的国家里，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扬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性。 一定的政治局面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路线决定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能不能形成，关键在于有没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内错误路线的头子，搞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根本违反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此他们总是害怕人民群众，害怕无产阶级民主，害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无论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总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党内外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开展蓬蓬勃勃的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只有坚持了这三项基本原则，才能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就是要在斗争中间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和抵制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来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各种不同阶级的主义仍然会跑出来同马克思主义较量。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信奉的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主义。林彪之流不就是把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历史上的孔孟之道等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统统都集中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吗？ 要分清各种不同的主义，就一定要在比较鉴别中，在对立面的斗争中才能学会。毛主席指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社会主义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斗争的革命政策。要搞好上层建 4 ==========第6页========== 筑领域中的革命，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实行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方针，发展各种意见之间、各个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各种主义、各种学派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禁止人们跟各种主义见面，这不仅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还会使人们不知道反面的东西是什么，从而经不起风雨，见不了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不同的政治路线，就有不同的组织路线，不同的作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搞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都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吸收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千部。为了革命的胜利，就要保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团结各个方面的人，齐心合力地去争取胜利。不论是老干部和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千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要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致。要坚决反对妨碍革命队伍的统一和团结的宗派主义的倾向。 我们讲团结，不光是革命队伍中各方面的人要团结一致，而且还包括团结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愿意认真改正错误的人。对于犯错误的人，只要不是坚持不改、不可救药的，我们都要允许人家革命，对他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要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使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好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是无法出现绝大多数人团结一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对待知识分子，我们就必须对他们认真地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帮助他们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这种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 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我们要鼓励他们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共产党人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时候，任何时侯都要光明 95 ==========第7页========== 正大。这就是说，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应当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有了问题，就要摆到桌面上来，充分发扬民主，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展开讨论。无论是在党内或党外，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对于同一个问题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得允许别人把不同意见说出来。要造成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通过辩论，分清是非，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林彪之流独断专行，称王称霸，只准听他林家铺子的一家之言，对别人动不动就打倒，结果只能是打倒了自己，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要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不仅对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必需的，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同样不能离开这一点。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当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时候，无论是企业管理或技术改造，都必须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发动他们参预企业的各项活动，充分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刘少奇、林彪之流的修正主义企业路线，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业发展出现生气勃勃的跃进局面。 为了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坚持原则，顶住形形色色的错误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马列主义者总是坚持真理，旗帜鲜明，随时随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舍得 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发扬这种革命精神。要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反对错的。对于反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逆流，对于各种歪风邪气，我们一定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决不能含糊敷衍，随风倒。 当前，形势一片大好。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同志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 胜利。 6 ==========第8页========== 自觉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 左雨春 王洪文同志在十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新党章也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经常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通过几年来的工作实践，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于部，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注意自觉地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才能做好工作，少犯错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使广大群众能比较好地监督各级干部，也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顺利贯彻的必要条件。 对于接受工人群众监督的重要性，我有一个认识过程。我本来是个工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把我推上了领导岗位。刚做领导千部时，我想自己是工人出身，是群众推选出来的，过去曾长期和工人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现在当干部，也是作为群众的代表，群众监督是对老干部讲的，对我新干部似乎关系不大。可是参加领导工作不久，我就碰到这祥一件事：厂里群众文艺活动开展起来了，有些同志认为我们那么大的厂，要搞大节目.顶好有个大乐队，要求添置几十把提琴。我想，文艺小分队需要乐器也是为了给全厂工人演出，既然大量购买乐器财务制度不许可，那就自己造吧。于是，就批了一份生产任务单，要厂里木模工人制作三十把提琴。没想到工人一接到任务单就议论开了，不久，大门口贴出了一张《锅炉厂是乐器制造厂吗？》的大字报，尖锐地批评我不该违反国家政策，用生产物资去做乐器。还责问我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要把业余小分队引向哪里去？这使我震动很大。我一遍又一遍地看了这张大字报，越看越觉得群众字字说得对，句句有道理，于是就写大字报作了公开检讨，收回错误的决定。这件事促使我想了想，做一个千部应该怎样慎重地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的权力是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受群众的委托，为群众办事，应该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敢于贴大字报对领导工作发表意见，批评缺点，这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之后，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的表现。不管是老干部还 。7· ==========第9页========== 是象我这样的新干部，对此都应该采取热忱欢迎的态度。我们干部办事如果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广大工人群众通不过，这正是好事情。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企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把自己的工作放在群众监督之下，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可不那么容易。当千部时间 一长，办事顺手了一些，往往会产生自满情绪，总以为自己高明。同老干部比比，党得自己来自群众，对群众的情况和生产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同工人比比，我当了领导，处于全局地位，看问题当然要比群众清楚。有了这种想法，群众的意见也就听不进去了。一次，一里接到援外锅炉的紧急生产任务，正巧大型卷板机在维修，没有办法弯制锅炉汽包筒。同时，落地车床又承担不了汽包简的切削任务，到外厂去我协作，要花很长时间。我和车间干部根据自己掌握的所谓“全局”情况，从设备台数、机器转数、劳动人数、劳动定额的天数，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制定了一个二个月交货的计划，还沾沾自喜，认为这是一个我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跃进”计划。可是，工人群众却偏偏不满意，说这个计划不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提出要翻一番，一个月就完成任务。我想，卷板机不修好，你拿什么来压钢板？没有大型车床，外加工不能提前交货，又怎能提前一个月完成任务？这明明是不了解全面情况，是“乱闯”、“胡来”。究竟是谁高明呢？事实证明，是群众比我高明。工人想出了许多我没有想到的办法。他们用水压机代替卷板机，一下一下地压出了汽包筒体；又把超重的筒体用托架支撑起来在落地车床上加工，同时开展一专多能活动，相互支援，解决了人力不足的问题。结果，一个月就胜利完成了生产任务。这一类事情，其实在我们厂里是经常发生的。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群众处在三大革命的最前线，他们最了解实际，因而也最有发言权。我们的方针、计划、办法等等，也只有通过他们的实际检验，才能证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自以为高明的念头本身实际上就是最不高明的。不去掉这种念头，那就往往会象俗话说的“两耳塞豆，不闻雷声”，群众中最好的意见也是听不进去的。 一般地说，对于群众提出有关工作方面的意见，也还比较容易接受。可是涉及到个人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指名道姓，上纲上线，火辣辣地，就不大一样了。我原是铸工车间的工人，担任领导工作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劳动。俦工车间工人群众就贴出大字报，说我不参加劳动，官僚主义严重等等。我一看，就很反感。心想自己做领导工作，劳动时间并不少，只是没有到本车间去劳动就说我官僚主义，这不是有人存心搞我吗？可是，党委书记看了大字报后，却严肃地对我指出：群众批评你，是对你的爱护和帮助，应该经常到原来车间去劳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帮助。在老干部的督促下，我决定回俦工车间去劳动一个时期。第一天正好碰上“干部劳动日”，工人群众以为我是来做做样子的，只有少数人对我。8e ==========第10页========== 说：“今天是‘干部劳动日’，你下来啦！”第二天我继续去顶班劳动，这次同我说话的群众多了，并关心地对我说：“这里是重体力劳动，你长久没干了，要当心身体。”当第三天再去劳动时，许多工人看到我是真的接受意见下来劳动了，才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我们贴你大字报，并不是对你有成见，也不是这里缺少劳动力。你是我们这里出去的工人，现在当了头头，只能在大会主席台上见到你，我们希望你不要忘记这里的工人啊！”老工人还语重心长地说：“小左，当了干部可不能光上去不下来，不捏瑯头柄可要变的哪！”工人群众这一番出自内心的话，深深感动了我。他们确实是从政治上热情地关怀我，我怎么能把群众的诚意当作恶意呢？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为什么会犯错误？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因为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长期脱离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批评意见，拒绝群众的监督甚至发展到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吗？这个教训我怎么能忘记呢？ 对待群众的正确意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一般还比较容易接受。对待群众中的不正确的意见，要正确对待，可就不容易了。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会经常碰到的。一次，在讨论企业管理斗、批、改如何深入时，一个工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提出关于体制改革的意见，并指名讲军代表的许多不是。我一看就“火冒”了。这不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持正确意见的军代表，干扰斗、批、改的部署吗？我很想在全厂大会上点名批评他，还想把问题摆出来，组织全厂群众来同他辩论清楚。这位同志知道后很紧张。在召开全厂大会的那天，军代表知道了这事，立即对我进行了教育，指出工作中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现象，应该充分发扬民主，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挫伤群众对领导提意见的积极性。军代表在全厂大会上肯定了这位同志敢于对领导发表不同意见的精神，会后又我了他谈心，对他不正确的意见进行了分析帮助，并鼓励他不要因为提错了意见有顾虑，要继续为革命事业畅所欲言。军代表这样做，既负起了干部教育群众的责任，又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件事对我的教育也很深。工人群众敢于对干部提出意见和批评，首先是当家作主的表现，必须充分加以肯定。对待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只能采取满腔热忱的态度，正确的要听，要认真改正，错误的也要听，只不过不是照着做，而是要加以分析，并细致耐心地进行解释教育。用压服的办法，不让错误意见发表，压而不服，问题解决不了，还会挫伤群众敢于发表意见，敢于批评领导的积极性，这是很危险的。 厂里还有些工人表现较差，看到了干部的一点缺点就“开炮”。过去，我见了他们，总感到头痛，认为他们是专找“岔子”的。怎么样正确对待这些同志的意见，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管子车间有一个引钩工，一天他拒绝搬运钢管，还埋怨干部吃饭不管事。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他旧病复发，主张刹一刹他的“无政府主义”。支部书记找他谈心时，他发了顿“牢骚”，埋怨领导在钢管的管理上很混乱，把各种钢管堆在一起，天天翻上翻下，重复劳动，所以不肯再于。这个“牢骚”背后不也有它合理的内容吗？支部书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请 。9● ==========第11页========== 他一起帮助改进钢管堆放的管理工作。他很高兴，立即动手干，一口气就把钢管分类堆放得有条不紊，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从此，他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同我们比较接近的积极分子，对我们干部的缺点和错误并不是没有意见，而是由于看到干部工作比较辛苦，往往比较体谅。而这些敢于“开炮”的同志的“牢骚”，却往往就是我们平时不易听到的好意见，所以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工人中间有些同志有缺点，这正说明需要我们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改正，决不能以他们有缺点为借口，排斥和拒绝他们对干部的批评监督。 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权应当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手里。千部接受群众的监督，这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决定的，是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是涉及到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性质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企业内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必将极大地激发工人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一次，我厂管子车间下半年钢管来得迟，三千多吨钢材一下子涌进了车间，场地无法解决，工作量过大，车间领导感到无法按期完成任务，厂革会决定将一部分材料调往金属结构车间去生产。可是，当调运材料时，管子车间工人却当场拦住说，你们把困难推给别人，这是什么风格？你们事先跟我们商量过没有？接着就贴出大字报批评干部不相信群众。车间的几个“土记者”也召开了“土记者招待会”，要我们千部当场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亮出思想，由群众来评论。在群众的帮助教育下，干部检查了错误，“土记者招待会”也变成了动员会。会后，干部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场地不够，起重工一天之内就清出了二千平方米空地。电焊工不够，工人自动调整劳动组织，超额完成了电焊任务。整个车间搞得轰轰烈烈，原来认为完不成的生产任务，胜利地完成了。一个普通的工人能为着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而理直气壮地责问领导：“跟我们商量过没有？”这一问，问得多么好啊！工人群众起来当家作主了，还会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几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厂和全国许多单位一样，干群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生动表现，也是我们的事业兴旺的标志。有了这样的局面，什么困难都比较容易克服，生产也才能得到比较快的发展。我们一定要按照十大精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更加自觉地接受群众的革命监督，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本文作者是中国共产党上海锅炉厂党委副书记) ·10· ==========第12页========== 经济的题开究 谈谈企业管理 宫效闻 在企业管理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产品的数量、质量和设备、工具、原材料等许多具体的技术、业务问题。处理这些问题，似乎仅仅是处理物和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马克恩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在这些物和物的关系的背后，反映的却是人和人的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时曾经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一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一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已，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紧接着这句话，马克思又指出：“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这就是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所反映的是资本的职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在资本主义企业里，不论是资本家亲自出马，或者是由他们的代理人来管理企业，都是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资本家同工人的关系，完全是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的关系。 社会主义企业也有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不过这种职能所反映的是社会主义企业中人和人的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企业里，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和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各项工作中，如果离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谈论企业管理，那就会离开党的基本路线，就会划不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企业管理的界限，甚至会有滑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泥坑里去的危险。 。11 ==========第13页========== 企业管理依靠谁？早在我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主席就向全党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又多次亲自总结和肯定了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经验。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确定了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等一系列原则，进一步为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再一次教导我们，工厂企业的领导权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什么时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参加管理，企业工作就搞得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什么时候只靠少数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不相信和依靠群众，企业工作就搞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因此，我们只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强企业管理，使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把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管理人员，并且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管理人员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受党和国家的委托，代表工人阶级来管理企业的；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依靠群众而不应当脱离工人群众。只有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已蜕变成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才造成了工厂管理人员和工人群众的严重对立，甚至达到了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的程度。他们的所谓“谢基诺试验”，实质上就是变相的雇佣劳动制度。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就完全与此不同。杨树浦装卸站的依靠群众改变海港面貌，就充分说明我国的工人阶级已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掌握企业的领导权，管理着社会主义的企业。实践证明，只要坚定地依靠广大工人群众，生产中的各种矛盾、困难都能够得到解决，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干部、技术人员在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改变了思想感情，提高了路线觉悟；工人群众也进一步加强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积累了一定的参加企业管理的经验。许多工厂企业在实践中积累了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加强管理的新经验。在不少企业里，工人群众不仅参加班组的各项管理，而且选派代表参加三结合的各级领导机构；工人群众不但积极地讨论企业里的生产、技术、财务、计划，而且还经常运用大字报等形式，对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保证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 °12 ==========第14页========== 彻执行，大大地加强了党对企业的领导。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要处理和解决各种矛盾，就必须依靠广大工人群众，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纲，用党的基本路线统帅我们的一切工作，包括企业管理的工作。 要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要有合理的规章制度。必要的规章制度是组织、协调现代工业生产所必需的。但是规章制度是有阶级性的，它们体现着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毛主席教导我们：“制度要有利于群众”。社会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应当正确地反映不断完善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那种认为制度只能有利于生产而不能有利于群众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会主义企业中，规章制度只要是总结了工人群众的实践经验，经过群众充分讨论而制订的，那就不仅不会影响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更有利于调动这种积极性。束缚群众的制度是有的，那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一套，是刘少奇、林彪搞的那一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群众起来冲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同时通过总结经验建立了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这是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创造，是他们作为企业主人的高度的革命自觉性的表现。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就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研究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不仅工厂企业的领导千部、管理人员要学，广大工人群众也都要认真学习。工人群众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进一步认清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认清自己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地位，更加自觉地参加企业管理。同时，工人群众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掌握了党的基本路线，将会更好地支持和监督干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就会很快识别出来，加以抵制。这祥就会使我们的工作少犯或不犯错误。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经济学已从书斋中解放出来，许多工厂企业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本单位的表现，及时地调整了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加强了企业管理，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可以想见，随·着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必将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更大发展。 ●13。 ==========第15页========== 靠咱们这号人就能管好码头！ 记杨树浦装卸站依靠群众改变码头面貌 王华智 “真是个 诽谤码头工人管不好码头的澜言，在现实 装不完卸不尽的 生活中早已彻底破产。上海港工人以自己 上海港！ 的行动雄辩地证明：靠咱们这号人就能管 千轮万船进出忙。” 好码头！ 上海港，连接着五洲四海。每天，成干 靠咱们这号人就能管好码头！它反映 上万吨的货物从这里进进出出。无产阶级 着广大码头工人的豪情壮志。这里介绍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是上海港的一角一—杨树浦装卸站近一年 的蓬勃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上海 来依靠群众迅速改变码头面貌的事迹。它 港更帅呈现着一派繁荣兴旺景象。码头工 表明：只要我们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 人豪迈地说：“我们的工作，关系着国民经 级办企业路线，全心全意依靠群众，就能 济的农轻重，七亿人民的吃穿用，关联着世 “山头踩出平坦路，海底捞出绣花针”，完成 界风云。” 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何艰巨而繁重的任 码头的面貌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码头 务。 工人肩负着千斤重担！《海港》里的钱守维 学习先进找差距 根本问题在路线 在上海各个装卸区、站中间，杨树浦装 人的心更急。但是，一年前，正如工人说的： 卸站是条件比较差的一个。这里，泊位少， “我们急，干部也急。领导在台上急，我们在 场地狭，装卸设备也不多。无产阶级文化 台下急，就是急来急去急不到一块！” 大革命以来，这个站的装卸能力虽然逐年 为什么没有能急到一块？怎样才能急 有所大，但是总赶不上愈来愈繁重的装 在一块？上海手表厂的先进经验的发表， 卸任务。任务和能力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 引起了杨树浦装卸站许多人的深思！ 面对港口的压船压货现象，领导急，码头工 干部和群众一次又一次地学习上海手 14· ==========第16页========== 表厂的经验。他们反问自己：上海手表厂 伟大创造力量的热情赞扬，也是对刘少奇、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年，产量 林彪一类骗子鼓吹的“英雄史观”和“领导 成倍增长，质量很快提高，企业的面貌迅速 高明论”的尖锐批判。在社会主义的企业 改观，靠的是什么？手表厂能办到，我们为 里，群众就是有很大的干劲，群众中就是 什么就不能办到？ 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家学习 难道是杨树浦装卸站的工人不如手表 手表厂的经验，愈学愈有劲。全站一连开 厂的工人？不对！他们列举了大量的事 了三次大会，大摆群众的先进事迹，大揭生 实： 产中的矛盾，大找同手表厂的差距 码头上的带齿抓斗效率低，迫切需要 同手表厂比差距，千差距，万差距，问 改装荷花抓斗。这种抓斗杨树浦站从来没 题就在执行毛主席办社会主义企业路线的 有造过，机修车间的老工人决心自己动手 自觉性不够。就象工人群众批评的：“具体 来制造。寸把厚的钢板要压成荷花样的抓 问题一大堆，归根结蒂在路线，不把工人当 斗，困难不少。没有大炉，大家在空地上挖 主人，领导思想不对头。”有的干部深有体 个大坑；没有大压床，就用儿吨重的钢锭当 会地说：“我们的问题就是在自以为高明， 锤子，吊起来往下敲。几个老工人抡起十 没有把群众看作是企业的主人。会战时想 八磅的大椰头，一锤一锤敲钢板，他们说： 到群众，会战一过就丢掉群众。我们不是全 “钢板再硬，没有我们工人的骨头硬！”花个 心全意依靠群众，而是半心半意、三心两 把月的时间终于造出了荷花抓斗，使装卸 意！” 效率提高几倍！ 在学习手表厂的过程中，他们特别认 我们的青年工人难道落后？一九六八 真地学习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年进站的青年，现在有好多已经成了骨于， 联系实际大批先验论，大批英雄史观。有的 有的已经当了领导干部。装卸队有两个青 还列举过去埋怨群众落后、难弄的一些说 年，进站还不到两年，为了改变码头面貌 法和做法，批判了总想靠“整一整”、“刹一 大搞技术革新：一个接二连三画革新工具 刹”的办法来解决群众中的问题的错误思 的图纸，一个自己花钱买材料做装卸机械 想。 的模型。 三次学习手表厂，思想愈学愈明确这 全站的工人也是干劲冲天。全港会战 是一次大鼓于劲、大找差距的活动，也是一 “海蜂”号轮船，杨站的工人干得十分出色。 次用毛主席办社会主义企业路线反对修正 战斗近结束，舱里还有一千八百六十桶柏 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斗争！一切轻视群众力 油待卸走。一桶柏油重六百多斤，十六个 量的思想都受到尖锐的批判，群众主人翁 工人抢上前去，决心“不卸完不下船”，创造 的精神得到了大发扬。杨树浦装卸站的工 了班产新纪录，顺利完成了任务。 人和干部回顾这一次学习的收获时说：“现 桩桩，一件件，事情越摆越多。他们 在领导和工人群众是想在一起，急在一起， 把工人群众的创造，用大字报、图表和实物 干在一起，力气也用到一起了，” 展览出来。这是对工人群众主人翁精神和 ·15 ==========第17页========== 大家分工虽不同思想可要一条龙 在码头上干活的人都知道，装卸效率 女同志，力气小，一个人做谁备工作很吃 要提高，各个工种之间的协作配合挺重要。 力，加油加水，时间不就花掉吗？可我们却 尤其是装卸工和司机，一个装卸，一个吊 等在旁边看。” 运，搭配不好，力量相互抵销，效率很难提 大家七嘴八舌，摆了许多需要加强团 高。 结协作的道理。千言万语归结为一点，就 一年前，站里的司机和装卸工之间，闹 是：要在同志之间建立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意见的事儿真不少。司机说装御工难服侍， 互相爱护的关系。他们豪迈地说：“我们和 装卸工说司机不配合。一些性子急躁的装 司机，分工虽不同，思想可要一条龙！”他 卸工看到司机吊运不带劲，就骂他们是“司 们一致倡议：在全站开展一条龙竞赛的活 机老爷”、“司机小姐”。站的有些领导总认 动。 为司机落后，抓典型，进行批评，想靠“整 他们到处张贴自己编的顺口溜： 整”来解决问题。有的主张：司机不好好开 “批林整风抓得牢，万吨巨轮乖乖跑！” 车，就不让当司机，下装卸队劳动。一度， “反反复复抓路线，扎扎实实搞生产！” 为了想改善司机和装卸工之间的关系，站 “多做一关不足道，大家动手堆山高！” 里还作出一个规定：司机每年要到装御队 “分工虽不同，思想一条龙；齐心协力 去劳动三个月。可是，这项措施没有同群众 搞生产，落实‘龙江’见行动！” 商量，司机思想不通，结果，不仅问题得不 工人自编的顺口溜，鲜明、生动，激励 到解决，反而愈搞愈僵。工人尖锐地批评 人心，码头上，宿舍、食堂里，扶梯口的旁 领导：“不是填沟，而是制造鸿沟。” 边，到处张贴出来，真是：贴得大家心头热 现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在变，工人和 火火，贴得本位主义无处藏身，贴得全站热 工人的关系也在变。这个变化首先是从一 气腾腾！和装卸三队搭班的司机三班立即 个队开始的。 响应他们的倡议，主动提出共同召开誓师 今年春天，党发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大会。他们说：“装卸工为革命多做一关， 步伐的号召，站里的工人学习毛主席关于 我们要为革命多拖一关，装卸工把货物堆 发扬革命干劲的教导，决心大打一场海港 成山，我们来移山！” 的翻身仗。装卸三队的工人在讨论怎样抓 誓师大会，既是表决心的大会，也是共 紧工作时间为国家多装快卸货物的时候， 同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的大会。有的在 自然就说到了和司机的关系： 会上说：“在我们码头，大跃进前靠的全是 “我们想大干，司机不配合，千也不成 杠棒。我们大家本来是一根杠棒的前后肩。 功呀！” 大跃进把码头的面貌政，码头上有了装卸 “是呀，我们上了班，有的司机还在蘑 机械，码头上才有装卸工和司机的分工，分 菇，时间就白白等掉了。” 工虽不同，我们照样还是一根杠棒的前后 “也不能光怪他们。他们中间有的是 肩，为革命要相互协作，共同前进！”大家怀 ·16· ==========第18页========== 着无比的阶级仇恨，愤怒声讨林彪制造分 卸工等工待时。装御工主动帮助司机做准 裂的罪行，批判林彪散布的“不同心也要协 备工作。以前，领导规定司机到装卸队劳 力”的谬论。他们说：“不同心，分明是两股 动，司机一肚子意见。现在，司机一有空 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怎么能协 就抢着帮装卸工干活，不分你我，十分乐 力。我们工人齐心协力搞社会主义，就是 意。 要团结一致！修正主义的流毒妨碍我们团 装卸工和理货员、仓库员、调度员之 结，我们就是要把它批深批臭！” 间以及各个工种内部的关系也进一步改善 装御三队和司机三班加强团结协作的 了。调度员实行“一看、二想、三分析”，加 行动，得到党总支的大力支持。总支决定 强调查研究，克服关门瞎指挥的现象，进~ 全站广泛开展一条龙的竞赛活动。全站群 步调整了和工人的关系，受到群众的欢迎。 众性的讨论，形成了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 装卸队队与队、班与班之间，也相互协作， 风格的自我教育。“分工虽不同，思想一条 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全站 龙”，成了大家共同的语言。 各个部门之间、工种之间协作配合的加强， 司机和装卸工之间关系大变。以前，分 大大促进了装卸效率的提高。工人总结这 工如分家，“敲锣，卖糖，各干一行”。现在， 一年人与人关系的改变时说：“无产阶级思 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司机上班和装卸工 想指挥我们的行动，真是什么事情都好 一起到码头，下班一起走，尽可能减少装 办！” 工人是码头的主人也是规章制度的主人 机械经常容易损坏，设备利用率不高， 的时候，有些司机却偏偏要跑去开动别人 是最使码头工人恼火的事情。去年，杨树 的车子。新增加了一部车子，青年人就特 浦装卸站的装卸工常常笑自己码头上的车 别喜欢去摆弄摆弄。对于这种“乱套”的现 子是：“不用不抛锚，一用就抛锚。” 象，有的干部看到就发火，规定：谁要是乱 车子为啥老抛锚？说法不一。有的说 开别人的车子，谁就要挨批评，受纪律处 是修理班的人手不够，有的埋怨装卸的时 分。 候超负荷过多，有的认为毛病出在制度不 制度一严，乱开车子的现象是少了，可 严格，乱了套。 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事故不断，抛锚的情 到底是不是因为工人不遵守制度“乱 况照样发生。码头上，一个司机一部车，就 了套”？你说没有吗？也确实有一点。譬如 象“一个萝卜一个坑”，钉得死死的，随着还 说，站里本来有一项“专人专机专用制”， 出现了新的矛盾：司机请假了，车子空着没 规定一个司机只能驾驶指定的一部车子， 有人开，车子检修了，司机又空着没有车子 吊车、铲车、拖车，各人开各人的，就是 好驾驶。装御任务十分繁忙，大家都很焦 同一种吊车，内燃机和电动机也分得清清 急，而现场上却存在着一种怪现象：车子空 爽爽，目的是便于各人掌握自己的车子的 着没有人去开，人闲着没有事干。工人急 性能，便于维护保养，避免出事故。可是，有 着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回，一部“06”号 、17· ==========第19页========== 的吊车因为司机请假没有人开，要开“05” 挖潜力”的口号，码头上“车子空着没有 号的司机去驾驶，“06”和“05”本来是同 人开，人闲着没有车子开”的现象随着消 一种型号的内燃机吊车，可是那位司机说 失了。以前，车子的保养规定由修理组负 什么也不肯开。为啥？他回答得很干脆： 责，一一次保养要花二十个小时，机械停下 “制度规定那部车不是我开的，我不会 来不好使用，司机也停下来不好参加装 开！” 卸。司机的积极性很高，说：这样费时间太 生产上出现的这一件件事情，不能不 多，一般的保养我们自己可以动手。他们 迫使人们去思考许多问题：要提高机械利 建立起一项新的制度，叫做“一保不出班 用率，要加强机械的维护保养，究竟靠什么 组，不过工班”，充分利用空隙时间，大家 呢？车子常常抛锚，根子又在什么地方？是 集中力量来保养车子。这一来，机械利用 工人不遵守规章制度乱了套，还是制度束 率大大提高，车子抛锚的现象也大为减少 缚了群众的手脚？ 了。 这些问题一放到群众中去讨论，大家 群众自觉建立起有利于生产的制度， 议论开了。工人说：“社会主义的码头， 群众自觉去遵守，养成一种风气，形成了一 工人是码头的主人，也应该是规章制度的 种无形的力量，许多工作都迅速改变了面 主人。制度束缚生产，我们就是要改革制 貌。 度。” 有人说，码头上货物装卸，上千票，上 党总支坚决支持群众，在全站开展了 万件，浪费难免。以前，这个站的浪费现象 规章制度的破旧立新活动。一些旧的不适 确实也不少。进口的聚丙烯，吊运时图省 应生产发展的规章制度打破了，经过群众 力，造成大量破损，亮晶晶的聚丙烯颗粒散 讨论自觉建立起来的更有生命力的新规章 得满地都是。工人参观第三十一棉纺织厂， 出现了。 听得纺织工人说，“二十五公斤聚丙烯可以 在机械队，首先就打破了专人专机的 纺织四百五十公尺丙纶”，想到自己装卸时 旧制度，建立起“一专多能”的新制度。新 造成的浪费，都很心痛。工人们说：“远洋 制度规定：每一个司机除了指定的一部车 运来的货物，一件件都凝结着毛主席革命 子以外，经队领导同意，还可以学开其他的 外交路线的胜利，不做好，就辜负了毛主席 车子，一经技术考核及格，就可以去驾驶。 对我们的信任，辜负了人民对我们的委 这一项由群众讨论建立起来的制度，颇受 托。”他们自觉地订了新的操作制度，减少 群众的欢迎。司机很高兴，许多人报名学开 破损，有的队还随班带三只畚箕，船舱上 新的车子，从今年四月到目前为止，能开两 一只，码头上一只，场地上一只，见到那里 种车子以上的司机已经有六十八人，占司 漏掉就从那里扫起。去年，全站卸一百余 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上面说到的那位 艘货轮，每一艘都出了些大小货损货差事 开“05”不开“06”的司机，到现在已经能开 故，今年全站基本上消灭了重大货损货差 七种不同型号的车子。 事故。 全站司机提出“一专上下功夫，多能上 .18 ==========第20页========== 干部群众同心干 码头面貌大改变 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推动着 部认为，要解决问题，只有等疏浚河道。有 装卸生产持续跃进。今年，杨树浦装卸站 的主张干脆撤掉这个点。但是这里地居杨 的生产进步很大。第一季度以来，工人们 浦工业区，货物集散方便。干部和工人-· 不断创造月吞吐量最高纪录，一至十一月 起商量，要充分利用这个码头，尽一切可能 份总吞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四 提高装卸效率。他们提出一个鲜明的口号： 点二，提前四十天完成了国家年度计划， “好潮水抢着干，中潮水拚命干，枯潮水巧 事故大大减少，装卸质量显著提高。工人 着千”。有一次，遇到大潮汛，工人们为了 群众讲到这一变化的时候，很有体会地说： 抢时间，“全面开花”，八个工人同时开六条 “干部群众同心干，天大的困难能克服，最 作业线，一人顶着两人用。他们根据货种特 难的题目能解开，什么人间奇迹也能造出 点，妥善安排人力，紧张地轮番战斗，各条 来！” 作业线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又有一次遇 杨树浦站的三个码头，要数军工路码 到枯潮水，有三条各装八十吨黄沙的驳子 头为最大，但能停船装卸的泊位，也只有两 急等卸货。'工人们估计，如等第二条驳子 个，场地狭小，象条带鱼。泊位少，场地窄， 卸空，潮水一退，第三条将靠不了码头，三 怎么充分加以利用，做到多装快御？调度 条驳子的黄沙就只能卸掉两条。工人和干 员下现场，和工人一起研究，想出了许多巧 部急中生智，想出巧办法：他们抓紧时间先 装巧卸的好办法。有一只长航驳子，原计 卸好一条，第二条卸完一半就让档，接着抢 划卸完生铁装矿粉。正在现场的调度员看 卸第三条船，最后再卸第二条船上余下的 到场地紧张，车子连着船，等装待卸，为了 一半货时，由于吃水浅了，即使是退潮，也 提高工作效率，加快车船周转，就和工人一 不影响卸货。经过这样巧安排，三条驳子 起想出了一边装一边卸的办法。工人先集 都抢在潮水下落之前卸空了。今年这个小 中力量卸光驳子前半截子上的生铁，接着 码头，装卸工作量月月上升，创造了历史最 抽几个工人，用皮带机向卸空的地方装刊 高水平。 粉，其余的人继续卸生铁。车子从码头上运 困难再大难不倒，担重千斤压不垮，这 走生铁，返回时带来矿粉，来去不跑空车。 就是码头工人的性格。上港杨站领导不仅 这样，装卸和汽车运输的效率都提高了。 依靠广大工人克服条件差等不利因素，树 当生铁卸完的时候，矿粉已同时装好了三 雄心，立壮志，力争装卸速度、装卸质量更 分之二，整整提前了一个工班完成了装卸 上一层楼。 任务。 十月，一艘外轮运来我国进口的一套 定海江边的平凉码头，因为河床淤积， 供炼钢用的制氧设备，包装大小不一，大的 装卸受到潮水的影响很大。大潮时船靠上 得用百吨浮吊，小的只有几公斤。御货质 码头，大家忙得团团转；低潮时，船靠不上 量要求很高，因为破损一件，就无法安装成 档，又只好等工待时晒码头。本来有的干 套。战斗前，领导把情况详细给工人交底。 ◆19 ==========第21页========== 工人充分发扬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实行现 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场管理民主，确保安全质量。有许多精密 他们根据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 仪表，为了防止震动，工人们就轻装轻放。 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 有一个大件，上顶舱板下顶舱底，起吊时一 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教导，联系实际，总结依 不小心，就可能碰损。工人就象爱护自己的 靠工人群众管好码头的经验，进一步推动 眼晴一样保护它。他们在这大件上扣上葫 了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深入。机关、食堂、 芦和绳子，亲自用手稳关，结果全船儿千个 码头、仓库，人们谈论的话题集中起来只有 大小部件零件，没有一件破损，受到有关方 一个，就是：怎样使我们的企业永远沿着 面的攒扬。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他们说，只有根 人们的思想在变，人们在生产中的相 据党的基本路线，自觉地抓好上层建筑领 互关系在变，港口的面貌也跟着在变。党 域的革命，调整和完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 的十大以来，杨站的广大于部和工人，认真 互关系，就能不断夺取革命、生产的新胜 学习十大文件精神，结合学习马列和 利！ 码头号子（散文） “嘿哟，黑哟嗬…” 力，一步也不能乱。今天，码头上机器的轰 这码头号子，是我们今年在装御区劳 鸣声已经代替了号子声，但号子仍还是有 动时从阶级教育课上听来的。那号子声， 的。这统一我们步伐的号子，就是毛泽东 有时是那么低抑深沉，悲愤地诉说着码头 思想，就是共产主义大协作的“龙江”风格。 工人在旧社会的苦难家史；有时又是那么 拿我们装卸货物来说，就需要依靠司机和 激越高昂，热情地唱出了码头工人在新社 装卸队工人的相互配合和协作。如果离开 会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它深刻地反映了黄了毛泽东思想的号子，大家七心八意，相互浦江码头的今昔对比，充满着对共产党、 扯皮，那还行？”看，我们的码头工人就是这 毛主席的无限热爱。 样地洋溢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唱 码头号子是动人的，但更动人的是码 起了新的码头号子的。 头工人谈对码头号子的体会。 时代每前进一步，码头工人都在谱写 “码头号子不是一首普通的歌子。”工 出新的码头号子。同志，请到黄浦江畔来 人师傅说：“‘一根杠棒前后肩，齐心协力迈 听一听码头号子吧，它激励着人们前进！ 向前’。特别是七、八根杠棒抬起了沉重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徐天德 大物件，每个人都得合着号子抬脚，齐心协 ·20· ==========第22页========== 码头上的政治经济学 一杨树浦装卸站一次学习座谈会纪要 上海港务局杨树浦装卸站，在学习十 下面发表的是杨站的干部和群众学习 大文件、批林整风过程中，组织广大干部和政治经济学的一次座谈会纪要。他们根据群众，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 毛主席揭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 顾和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思想和 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 政治路线教育，提高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 又相矛盾的原理，联系杨站的实际事例，谈 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这一学习，对 了自己的切身体会，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于狠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自觉地调整 十分可喜。这件事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和改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坚决依 济学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在推动经济 靠群众管好码头，改变海港面貌，起了很好 领域的斗批改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变 的推动作用。 成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 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个老码头工人。他以新旧社会、新旧制度的强烈对比，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说出了码头工人决心管好码头的高度责任感。 谈友金（装卸三队老工人）： 英、花旗、法兰西；日本帝国不落伍，一溜杨 码头上有没有政治经济学的道理？过 树浦。”除此之外，还有国民党官僚资本的 去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学习了政治经济 招商局码头。有些小码头，也是由各式各 学的一些基本观点，觉得我们日常工作和 样的资本家、包工头霸占着。我们工人只 生活里有许多问题就是可以用它来说明 好出卖劳动力，拚死累活地千，不但吃不 的。解放前我们码头工人吃的是猪狗食， 饱肚子，时常还要挨打受骂。我们工人这 做的是牛马活，真是“人间地狱十八层，码 样受苦受难受压迫，这是为什么？就是因 头小工最底层”。那时候，讲起上海沿江两 为政权不在我们工人手里，生产资料不在 岸的码头，有这么一句话：“浦东到浦西，大 我们工人手里。 ·21· ==========第23页========== 共产党、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闹革命， 上三楼的悲惨景象，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呵！ 推翻了三座大山，无产阶级坐了天下，建立 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码头吞吐 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我们码头工人在生 量不断提高。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我们 产中的地位变了，成了码头的主人。生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明在我们社会关系的根本玫变，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迅 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 速发展。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和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毛主席信 码头的面貌越来越新。我们彻底摔掉了一 任我们，把码头交给我们，我们要发扬主人 根杠棒、两只萝筐的繁重体力劳动，码头上 翁的精神，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吊车、铲车、拖车到把码头管好，促进生产的不断发展1处有。这和解放前我们排着长蛇阵夯大包 接着发言的，是装卸工人梁才通、胡金龙，他们都是青年工人。他们摆出了现在码头上实际存在的许多矛盾，说明：每个革命同志都应该积极地自觉调整和改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梁才通（装卸工人）： 架在上面，大家说它是“挖井留山”。这样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 做的结果，自己产量上去了，下一班可苦 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 了。木头架空着，卸起来很困难，弄得不好 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 还会出工伤事故。这是坏的例子。以后大 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我们海港的 家学习了“龙江”风格，情况就大不一样。有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是适应的，但是一回，装卸五队，卸进口的聚乙烯，舱里有也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只有自好几批贷，有三百吨是堆得整齐的，有一大觉地加以调整，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批是混乱的。先拣那一批做？大家决定把展。生产关系有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人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先拣混乱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 的一批卸，并且为下一班做好准备工作。这 系方面的问题，我们码头上天天可以碰到。 一来，大家抢着干困难的，相互支持、相互 我们装卸队分早中晚三班，也有相互关系 帮助的风格大发扬，装卸效率大大提高。两 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影响生产就很大。今个相反的例子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一个道年二月份，我们有一个装卸组为了抢吨位， 理：自觉地改善相互关系实在很重要。 拣容易卸的生活做，船里装着木头、黄沙，胡金龙（装卸二队副队长）：他们专用抓斗抓掉黄沙，把木头留着让下 相互关系方面的问题处理得好不好， 一班的工人做。黄沙挖得差不多了，木头确实非常重要。装卸效率要提高，装卸工和 ·22 ==========第24页========== 司机之问的协作配合就要好，可是我们装 不一样了。我们帮助司机摇吊车支脚、拉 卸队和司机班的矛盾过去就比较紧张。有 电缆，司机来不及找平车，我们装卸工也 时裴卸工为了抢吨位，要司机吊运超负荷主动替司机去找。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宁的货物，司机不肯吊，就怪他们不配合。司 可自己多流汗，不给司机添麻烦。”反过来： 机上班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我们却在一司机也积极配合我们装卸工，还利用空闲边看，不主动去帮助他们。装卸工和司机 时间下舱和我们一起劳动。这样，装卸工 的矛盾越来越深。以后，我们反对了那种 和司机之间，形成了“分工虽不同，思想一 只要司机为我服务、自己不想为司机服务 条龙”的崭新关系，码头上团结战斗的气氛 的思想，提倡相互配合，共同战斗，情况就 就浓了。 怎样才能改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下面几个同志用码头上的大量事实，说明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指出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重要性。 郭历新（装卸班长）： 队与队、班与班之间，为了“抢吨位”，为 码头工人、管理人员和干部，都是码头 了自已方便，“挖井留山”，给别的班造成困 的主人，为什么在生产过程中有时相互关 难。有时，在出勤人员上也“打埋伏”，明 系却搞不好，甚至矛盾还很尖锐呢？这是 明九十个工人出勤，只报八十五个，只顾 和上层建筑有关系的。要处理好相互关系， 自已，不顾全局。这是一种本位主义思想 就要抓上层建筑。 在作怪。就是这种旧的思想，也就是旧的 过去我总认为，杨站是个基层单位，哪 意识形态，削弱了我们装卸工之间的团结 里有什么上层建筑的问题？学了政治经济 协作，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调整 学，认识到这个想法是不对的。生产资料 好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要破除这种同 公有制的建立，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 新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旧的意识形态。 系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生产活动中，是不在批林整风中，我们批判了林彪“不同心也是都能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处理好相互关要协力”的谬论，同时通过学习，克服了本系，并不一定。人们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 位主义思想，提出要以无产阶级思想指挥 的。用无产阶级思想、主人翁的态度来处 战斗，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装卸工人 理相互关系，就能处理好；用个人主义、本 之间的相互关系迅速得到了玫善。现在我 位主义的思想处理相互关系，就处理不好。 们不仅不在出勤人员上“打埋伏”，看到兄 因此，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就有一个是不 弟队有困难，还主动派人去支援。班与班 是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 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团结协作也加强 相适应的问题。举例来说，过去装卸队的 了，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就是我 23= ==========第25页========== 们抓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度，经过队领导同意和一定考核，能开各种 玫善了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必然结 车子的司机都让他们去开。一专多能的司 果。 机越来越多，有的一个人能开七种车子。那 周近根（机械队党支部书记）： 里装卸需要，就可到那里去。这样不仅大 抓上层建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 大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而且大大促进了 产关系，还有个规章制度的问题。过去，码 司机和装卸工的团结协作关系，受到装卸 头上明文规定，在任何情况下装卸工要叫 工的欢迎。可见，依靠群众不断地改革旧 司机协助装贷，都要通过司机班长，结果常 的不适应生产发展的规章制度，建立新的 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司机的车子就在装卸 规章制度，这也是我们管好码头，不断完善 工旁边空着，装卸工要叫司机开车，却要跑 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遍整个码头去找司机班长；有时找不到，装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卸工急得要命，我们司机宁可让车子停着， 刘光银（理货员）： 也不动手，装卸工意见很大。这种规章制 在工人与工人之间，有个用什么思想 度不破，我们司机和装卸工的关系怎么能 指导相互关系的问题，在我们管理人员、 改善呢？ 干部和工人之间，更有这个问题。毛主席 当然，对旧的规章制度也要分析，有的 教导我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 制度在当初建立时是必要的，但是随着生 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 产力的发展，这些规章制度就会影响到社 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 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管 展的障碍了。比如，我们过去规定了“专人 理人员、千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有 专车制度”。这在当时司机对车子的性能 些紧张呢？就是和我们的思想作风分不开 还不熟悉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生产的安全， 的。 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以后生产力发展了， 过去，我们理贷员总认为自己是脑力 司机对车子的性能熟悉了，知果还死抱住 劳动者，就是分分贷、点点贷，动口不动手， 这个旧制度不放，那就不好了。死扣制度，是“高装卸工一等”。因此，对装卸工指手必然影响群众的积极性。以前，我们这里 划脚的多，埋怨指责的多。有一次，一条外 把“专人专车”的制度绝对化，结果就出现 轮卸贷，我按老规矩，要装卸工各种赏物分 一些怪现象：有些车子因为司机请假而停 开吊，还规定一吊车的货物要一样多，这样 着；有些司机又因为车子检修而闲在那里我点数方便。装卸工到舱里一看，各种货没有事干。装卸任务很重，装却机械利用 物混在一起，要按我的意见卸货，既贵力又 率却很低。现在，我们打破了这种“专人专 费时，不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玫变吊法。可 车”的旧制度，建立了“一专多能”的新制 是我偏不同意：“我讲的话怎么能推翻呢？” ·24· ==========第26页========== 结果和工人吵起来。这样和工人的关系越 划脚，动口不动手的现象。以后，每到码头 搞越紧张，工作做不好，差错也不断发生。 上接货，总先到舱中摸清贷物的情况，和装 没学政治经济学之前，我找不到原因，学了 卸工一起商量怎么吊贷、堆贷才能最快最 以后认识到，我和装卸工的关系所以紧张， 好，有时还和装卸工一起参加劳动。工人同 是由于我把必要的社会分工绝对化了，特~志看我改变了过去“高人一等”的思想，都别是在我身上还存在着孔夫子的“劳心者积极帮助我搞好理贷工作。我和工人同志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思想旧作风，不 的关系玫变了，团结协作加强了，工作也搞 是平等地对待工人同志，也就不能依靠群 好了。今年九、十月份以来，再没有发生一 众搞好码头管理工作。我和大家一起批判 点差错，工人同志对我也比较满意。 了这种孔夫子的思想，改变了过去光指手 党总支书记邵学康和机械队班长徐志成发言中，指出：正确处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关键在于路线。不仅领导要抓路线，群众也要关心路线。 邵学康（党总支书记）：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对头， 能不能管理好码头，有规章制度问题， 许多具体问题都好办，都能办好。就拿协 有协作问题，有计划问题，有千部作风问 作来说，码头上有装卸工，有司机，有理贷 题，也有技术问题，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贯彻 员，调度员，仓库员，工具员，水手等等，各 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个方面要配合得好，同工种之间也要配合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 得好，装卸效率和装卸质量才能提高，这 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 个道理大家都是知道的。有一段时间里，我 盾的问题，靠什么来解决，怎样解决？就是们这里为什么发生许多扯皮现象？问题出要靠有一条马克恩列宁主义的路线。社会在下面，责任还是在上面。司机和装卸工协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工人群众是国家作配合不好，我们不是依靠大家发扬共产的主人，也是企业的主人，企业里的事情要主义协作风格，却是想靠“整一整”、“刹一依靠工人群众才能办好。周恩来同志在党刹”来解决，靠管、卡、压来解决。“你不好的十大的报告中指出：二十多年来，我们好开车，就调你工作，不让你当司机，改当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 装卸工去”，结果，司机和装卸工的协作问 群众。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 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距离愈来愈远。群 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 众批评我们领导不是“填沟”而是“挖沟”， 创造性，还是相反，这里就有两条完全不同 这是完全正确的。再说同工种的协作吧， 的路线。 装卸工的班与班之间，为什么会出现“挖井 ·25。 ==========第27页========== 留山”这种现象呢？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这对于我们提高执行毛主席办企业的路线因为我们片面强调“吨位”，没有反复宣传 的自觉性，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自觉 全面多快好省，没有经常强调相互支援、 地调整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首先是 相互协作的风格。今年以来，依靠大家 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 的努力，发扬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来处理 展，将有很大的好处。 协作上的问题，协作配合不就大大加强了 徐志成（机械队班长）： 吗？ 要不断改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 是不是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 系，不仅领导要抓路线，我们工人也要关心 众办企业的路线，根本问题文在于我们领 路线问题。以前，干群之间，工人之间，所 导树立起怎样的世界观。毛主席教导我们 以会出现关系紧张，相互扯皮等现象，多 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半是错误路线造成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以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前，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千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的责任就扰，码头上也搞过物质刺激那一套。装卸是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地为 工的奖金多少，是以做的吨位多少来考核 群众服务。但是我们思想上却常常认为自的，而司机却是以节电、节油多少，安全行己高明，有了成绩，把功劳归自己，出了问车好坏为标准。这样，就造成装卸工只想题，就认为群众“落后”，群众“难弄”，“自己“抢吨位”，要求司机拆命开快车，有时装货高明”，总想用压一压来解决问题。这实质还超过机械负荷，造成事故；而司机只考虑上正是刘少奇、林彪一伙散布的“领导高明节油、节电，安全行车，总想开慢车、少开论”、“英雄史观”的流毒。不批判这种剥削车、吊得少，因此常常相互埋怨，闹不团结。阶级的世界观，全心全意依靠群众的观念这些都是修正主义路线带来的恶果。现在，就树立不起来，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还会修正主义一套贷色被冲垮了，但是由此造重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犯过的管、成的旧的意识形态还会反映出来，妨碍我卡、压的错误，走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们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处理好相互关系。今年以来，我们站的干部为什么能够比较所以，我们码头工人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自觉地依靠群众，生产面貌有比较大的改 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变，就因为抓了基本路线这个纲，在批林 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自觉地抵制错误 整风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散布 路线，增强团结协作。这样，我们就能在 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各种流毒。这一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草命路线指引下，不断 次学习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明确了在社会 改善相互关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群众是主人的思想， 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26· ==========第28页========== 从“-一根杠棒上的前后肩”谈起 吴文虎郑树清 杠棒，是码头工人的生产工具。过去，码头工人就是依靠这根杠棒，一个前肩，一个后肩，相互配合，相互协作，把一艘艘轮船上的贷物卸到码头上，卸到仓库里；又把一批批堆在码头上的贷物装上船，运往全国和世界各地。上海杨树浦装卸站的码头工人赞扬这种协作关系是“一根杠棒上的前后肩”。一九五八年后，我们的码头用装卸机械武装了起来，使码头工人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得到了解放，也使一部分装卸工转化成为开机械的司机。码头上的生产工具虽然进行了改革，但装卸贷物仍然需要依靠着司机和装卸队工人的相互配合和相互协作，仍然有着“一根杠棒上的前后肩”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们之间的劳动协作决不单纯是一个生产组织问可题，它更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有着阶级内容的关系问题。今天，在社会主义企业的内部，工人和工人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同志的关系。但决不是说，他们在相互关系中就没有矛盾了。一根杠棒上的“前肩”和“后肩”就有个相互协作的问题。有协作就有关系，有关系就有矛盾。这里就有一个在什么路线指导下去解决矛盾的问题。杨树浦装卸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千扰，在司机和装卸工人中搞了两种不同的奖金制度，规定装卸工装卸的贷物吨位越高，奖金就越多；而司机节约的油越多，奖金就越高。节油为奖金，要求少开车、开慢车；卸贷为奖金，则要求多开车、开快车。这种修正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把“一根杠棒上的前后肩”关系给破坏了，使司机和装卸工之间经常发生矛盾，相互扯皮，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相互协作关系，阻碍了生产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垮了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但是，它的流毒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并没有完全被肃清。杨站的领导干部在前几年处理司机和装卸工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实行了惩罚工人、“管”住司机的错误作法。结果，司机和装卸工的“前后肩”关系不但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前后”更加脱节。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只有在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去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才能使工人阶级内部、各个部门工种之间、工人相互之间，包括领导和群众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得到正确的处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靠奖金去刺激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结果只能分裂工人之间的团结，破坏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至于靠“管、卡、压”去统治工人，也决不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这方面的教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前的一部分企业中难道还少吗？要正确解决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 ·27· ==========第29页========== 题，首先还是要解决领导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就要求领导人员，包括技术、管理人员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工人群众，坚信工人群众和自己一样是企业的主人，并且不断地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杨站的领导千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今年又学习了上海手表厂依靠工人群众搞好企业管理的经验，他们开始把立足点移了过来，大抓完善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相互关系一旦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得到正确调整，工人群众中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共产主义风格就大为发扬起来了，从而迅速地改变了装卸工和司机之间的原来那种紧张的关系。装卸工人豪迈地提出：“为革命多做一关”。司机就热情地响应：“我们要为革命多拖一关。”装卸工人说：“一人多做一关，众人动手堆成山。”司机就说：“装卸工能堆成山，我们就能移山！”他们之间有了革命的共同语言，一致地说：“我们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分工虽不同，思想可要一条龙！”这是多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呵！ 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前后肩”的相互协作问题，不仅在企业内部要正确处理好，在企业和企业之间，甚至在经济部门和经济部门之间也要处理好。这样，社会主义生产才能真正搞好。杨站就是这样。他们除了搞好站内各个方面的相互配合外，还同提货单位、汽车运输、内河运输，以及铁路运输等单位搞好相互协作关系，使贷轮的装卸任务完成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在过去，杨站没有注意到搞好这种相互协作关系，国此经常出现这种现象：码头上堆放着各种贷物，由于没有同提贷单位取得联系，常常打破提贷的次序，使装卸出现素乱的情况；货轮上急于要把贷物卸到驳子上去，而由于联系不好，内河运输的驳子来了却靠不上泊位；外地使用单位急着要来提货，而码头和铁路运输衔接不紧密，常常等贷等车。能不能改变码头和各单位之间的不协调现象呢？杨站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在改变码头内部相互关系的同时，发扬“一根杠棒上的前后肩”思想，想兄弟单位所想，尽量减少协作单位的麻烦，加强对贷物的流量、流向的调查，并定时邀请有关协作单位来码头召开“船前会议”，议情况，谈要求，共同搞好装卸工作，改变了过去不协调的情况。这样，有些过去需要几个月完成的装卸任务，现在，往往仅花了几天时间就完 成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 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从杨站“一根杠棒上的前后肩”事例中，使我们联想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仅有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各个企业、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之间都有一个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正确处理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前后肩”问题。只要我们充分发扬共产主义协作风格，坚持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和制度，坚决执行无产阶级的各项经济政策，反对那种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状态，那末，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就能不断完善，不断适应生产力的新的发展！ 28● ==========第30页========== 质量把关依靠谁？ 上钢五厂一车间革命委员会 我们车间是冶炼各种合金钢的电炉炼钢车间，产品品种较多，质量要求较高。一炉钢炼好炼坏，全在几十分钟里决定成败。所以，加强质量管理，一直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加强质量管理，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但是，能不能说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就不管什么管理办法都可以用呢？不能。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过教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为了加强质量管理，建立了一整套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单单电炉炼钢的操作规程就有厚厚几大本，把工人在炉前操作的一举一动都限得死死的。技术检验部门为了要工人严格按规程操作，每个班组都派去一个技术检验员，专门在炉子旁边进行监督和检查。技术检验员坐在那里，右手一枝笔，左手一块记录板，哪个工人操作不符合规程，就一条条地记下来。到一炉完毕，再要“犯规”的工人在记录板上签字，作为扣分扣奖的凭据。最厉害的是，手里还有一块厂部发给的“禁止出钢牌”，不管工人的操作方法是否合理，只要他认为不符合规程，而工人又不“听话”，就可以把这块“王牌”往平台上一丢，工人就不能出钢。而且，这种检验制度又是同奖金紧扣在一起的。工人违反操作规程被检验员查出来了要扣奖，检验员却可以加奖；如果检验员疏忽了没有发现，他就要扣奖。正如群众所说：“规章制度多如麻，条条紧扣奖和罚”。这样，工人和检验员之间就产生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车间领导就是想靠这种制约作用，来管好工人的操作，保证产品的质量。这种光靠制约、光靠管和卡来贯彻操作规程，实际上是把工人当作“机械手”来使用，把工人群众中许多丰富的实践经验压制下去了。因此，多年来，我们车间钢的年产量一直在五万吨左右徘徊，钢锭合格率始终停留在百分之九十八左右上不去，关键品种的内在质量进步缓慢。那时，工人心情不舒畅，特别是操作工人和检验员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有一次，明明是工人根据治炼的具体情况改进了操作，检验员又把“王牌”丢了出来，工人实在气不过，把牌子扔进炉子里烧了，而这炉钢的质量却达到了要求。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工人第一个就把这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给冲了。他们兴高采烈，敲锣打鼓送大字报给原厂长室，当场要厂长下令把检验员从各班组撤走。检验员撤走以后，有一段时间，炉前操作没有人检查了。但许多工人仍然在按照原来规程中合理的部分进行操作。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工人为什么对旧的检验制度如此不满？·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必要的操作规程，而是反对这种检验制度所造成的工人受压制的地位。之 ·29· ==========第31页========== 后，随着斗、批、改的深入，我们逐步认识到，想光靠互相之间的制约作用来犒管理，是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强调制约，光靠制约，这是资产阶级企业管理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和工人是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对立关系。资本家要工人按照他们的意志从事劳动，只能用制度和奖金来卡，并在工人内部搞一套相互制约的办法，以便于加强对工人的统治，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而在我们社会主义工厂里，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工人都是工厂的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日益发展的同志关系。由于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分工不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监督的一面。但基本的一面是相互帮助、相互协作，而不是相互制约。过去这种“禁止出钢牌”之类的规章制度，恰恰是强调了工、检之间的相互制约的一面，忽视了工、检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协作的一面，因此，它必然要遭到工人的反对。其实，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里，检验员对这种造成工人阶级内部严重不团结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是深恶痛绝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是同操作工人一起，奋起批判了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了吗？ 事实教育了我们，任何管理制度都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反映，为一定生产关系服务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必须有利于工人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讲路线，不管那一家的办法都拿来用，就会损害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工人群众冲击了不合理的检验制度，这并不是说不要检验制度了。工人们说：“过马路要走横道线，搞生产那能没有规章制度？”我们车间在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经过群众充分讨论，不久又制订了新的操作规程，建立起新的质量检验制度。专职检验员还是有，不过过去是单靠专职检验员把关，现在改变为专职检验员和各班组的群众质量员共同把关。专职检验员经过文化大革命，路线觉悟有很大提高，工作作风有很大改进。操作工人评论现在的检验员说：“过去专门找岔子，现在帮助出点子。过去站在旁边看，现在限着一道干。过去只是把关，现在一起攻关。”这样，工、检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的冤家对头，变成同志互助关系了。开始时，有人担心工、检之间不强调相互制约，是不是会影响操作规程的贯彻执行。而事实上，由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广大群众执行操作规程的自觉性更加强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四号炉甲班有一次加矽铁后，比操作规程规定提早三十秒钟出钢，群众质量员立即召开小组分析会，用一丝不苟的标雅检查自己，进一步提高了大家执行操作规程，抓好产品质量的责任心。今年以来，这个小组已经连续十一个月未出废品。这样优异的成绩，是建厂以来所没有的。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充分依靠群众加强企业管理，这几年钢的产量、质量都有较快的提高。一九七一年以来，钢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以上，今年可以突破十五万吨，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两倍，还增加了许多新品种。钢锭合格率到一九七一年已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九八，超过了历史先进水平。今年又进 一步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二。儿个重点产品的内在质量也有明显的进展。 ·30· ==========第32页========== 合理和合法 上海柴油机厂大马力车间革命委员会 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里，合理和合法，本来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合理的事情，得到大家的承认，可以合法地存在着。反之，合法的事情自然也应该是合理的。 可是，实际生活并不总是那么单纯的。厂里有时就有这种情形：明明是有利于多快好省发展生产的事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并没有“合法”的地位；而有些明明是不切实际的措施和规定却在实行着。我们车间前一时期就有过这样的事情。有一种柴油机质量有毛病，装在船上，船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靠岸时不是把码头撞坏，就是把船撞坏。装配工人仔细琢磨，发现毛病出在十二只缓冲螺丝上，经过多次试验证明，只要多切削两毫米就可以解决问题。工人希望技术部门把图纸修改一下，把工艺作一次修订，可是主管部门却不调查研究，不听取工人意见，不批准修改，不发设计许可书。装配工人没有办法，每次装配都只好同加工螺丝的工人私下商量，请他们把螺丝切去两毫米后再装配。工人合理的建议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明明是不合理的设计却占了合法的地位，工人把这种情况概括为两句话，叫做：“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 这“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现象，很值得注意。我们企业里的规章制度，包括设计、工艺规程等等，应该是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结果，它既是反映群众的实践经验，反过来又指导群众的实践。一般地说，“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由于规章制度本身某些缺陷的存在，或者由于某些原有的规章制度跟不上生产的向前发展，局部的“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现象，又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此，对于我们领导来说，就有责任经常地进行调查研究，听取群众的意见，自觉地去改变这种状祝。这样做了，群众满意，生产也才能得到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车间的工人在工艺操作、工夹模具等方面有不少革新创造，单是工夹模具就有几百种。这些土工夹模具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效率比那些正规的往往超出好几倍。以前对群众的这些创造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技术部门设计的工夹模具是列入工艺文件的，有专人保管，损坏了也可以报请修理或重新制造，而群众创造的土工夹模具从来不列入工艺文件，不进工具间，没有专人保管，坏了也没有人负责修理，听任它自生自灭。工人对这种做法也很有意见，说：“我们这些土工具好象私生子，报不上户口。”后来厂里组织力量，经过调查研究，整改不合理的设计工艺，改变了这种状况，把群众中先进的操作方法列为新的工艺，群众创造的土工夹模具列入正式工艺文件，同技术部门设计的一样待遇。工人看了很满意，他们说：“没有 ·31· ==========第33页========== 想到我们的‘私生子’报上户口，编进工艺中去了。”这几年来群众创造的工夹模具不断增多，到目前为止，加工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靠这些土工夹具生产的 把群众的创造，加以肯定，编到工艺文件中去，这样的事情需要经常去做。规章制度应该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生产在不断发展，群众的创造也会不断地涌现。工艺规程等规章制度，经过整顿之后比较合理了；在生产实践中，群众提出的更加多快好省的加工方法和工艺装备等等，又会冲破它。这就好比小孩子穿衣服一样，本来是合身的，随着身体长大，也会变得不合身。这样，又会在某些环节上，出现新的“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现象。任何规章制度，要想一经订立就完全合理，是不可能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工人群众的每一项创造，都是对于旧的规章制度的某一点的否定，也可以说总是不合某些现行的“法”的。这种所谓不合“法”的现象的产生，是大好事。要是样样都要求按照现成的框框去做，样样都是合“法”的，那就等于取消了变革，等于室息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任何一项规章制度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不然的话，实质上就会导致取消一切规章制度，这也是不对的。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里，群众的革新创造和原有规章制度之间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现象是永远存在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也是规章制度的主人。根据工人群众的意见，不断改革不适应生产发展的规章制度，不断地使“合理”和“合法”统一起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现象，看来是人和制度、人和物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企业内部人和人的矛盾，主要是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管理人员，不管是技术、计划、财务、物资，还是别的方面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专门家，他们要使自己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就要牢固地树立起依靠工人群众办好企业的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养料，然后帮助他们，指导他们。凡是这样做的，就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我们车间的“180”型柴油机装配架，原来是固定的，干活很吃力，工人改为手工的转动翻身架，比原来省力得多了，技术人员下去和工人一起研究进一步改进，又把它改为电动的，结构更完善，工效也更高，群众就很满意。这就是一个例子。群众的革新建议，有些总不免有不完整的或者粗糙的地方，实行工人和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结合，就可以进一步使它完善起来。我们车间的那些土的工夹模具，经过整顿，原来没有淬火，硬度不够的，进行热处理，原来是焊接件容易变型的，改为翻砂件，土洋结合，质量也就更好，工效也就更高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在我们的企业里，“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现象正是这种矛盾在某些方面的反映。经常注意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我们每一个革命者的责任。我们应该自觉地担负起这个责任！ g32· ==========第34页========== 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谈起 上棉三十三厂工人评论组 我们厂的浆纱挡车工本来有一项操作规程，规定每一个浆纱挡车工在完成一只经轴盘头的过程中，要围绕机台跑五个巡回，每一次巡回，又要在六个重要部位停下来查看番，以便观察浆纱的质量，简称之为“五个巡回六个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操作法曾经一度被破掉，后来，经过群众讨论，又拿出来重新实施。一破，一恢复，不免引起 一些议论。有人就说：“破来破去，还是老面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对于操作规程的这种破和立，究竟应该怎么看？当初到底该不该破？如果说破得对，今日为什么又要恢复？认真作一点分析，看来很有必要。 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总是反映着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必须正确反映这种关系。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五个巡回六个点”这项操作法，当初并不是无缘无故被破掉的。这种操作法本来是工人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对提高浆纱质量有好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推行这项操作规程却大有问题。当时，为了使工人严格执行这项操作法，在六个点上都挂了一块小黑板，工人在巡回中每经过 一个点，就要用粉笔在黑板上划一划。五个巡回正好划成一个“正”字。再由技术员根据“正”字来检查。工人执行这个操作法的，有奖金；没有划满一个“正”字，就扣分，敲奖金。这样做的结果，表面上看来是要工人认真执行操作法，实际上却把工人当作雇佣劳动者，使他们为奖金而执行规章制度，贬低了工人群众为革命搞好生产的自觉性，否定了工人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技术管理人员同工人也处于对立的地位，损害了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团结。这样的企业管理制度，破环了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关系的社会主义原则，不能不引起群众的不满。当时工人看到小黑板就触气，文化大革命一来，大家就把小黑板取消了。实际上，工人反对的并不是这项操作法的本身，而是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取消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统治与服从的相互关系残余，完全是一种革命的行动， ·33 ==========第35页========== 浆纱操作法既然破得正确，那么为什么又重新建立起来呢？它是不是象有些同志说的简单的回复旧制度呢？不是的。随着斗、批、改的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之后，广大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进一步发扬，他们又把“五个巡回六个点”的操作法重新建立起来，虽然内容和以前差不多，但执行这项制度不再靠物质刺激和管、卡、压，而是靠在进一步提高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觉悟的基础上，大家自己制定自觉执行的操作法。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工人和工人之间发扬了互相帮助、互相协作的精神，出了问题共同研究，有了经验大家交流，进一步完善了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订得合理不合理，不仅要看它是否符合生产技术的需要，更重要的还要看它能不能反映工人群众主人的地位，能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企业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区分合理不合理的最根本的标准。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同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所以有本质的区别，归根到底，就在于它反映了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不 一样。“五个巡回六个点”浆纱操作法，本来是工人自己在生中创造的先进操作法，这种创造是工人群众自觉劳动的表现。但是把这个操作法同物质刺激和管、卡、压办法挂上钩，把工人的自觉劳动贬低为雇佣劳动，自然要遭到工人群众的反对。经过斗、批、改，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同样一个操作法，同样有技术员，为什么情况就大不相同呢？因为工人的主人地位确立起来了，自觉遵守操作法，工人和技术员之间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许多工人不仅做到“五个巡回六个点”，而且高标准，严要求，进一步做到了“身不离车，眼不离纱”，使浆纱的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由此可见，搞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必须牢牢抓住它的阶级实质，按照社会主义原测不断调整和改善企业内部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真正体现工人群众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如果离开这个根本原则，即使这些制度的内容是生产所需要的，但却不是工人群众自已的制度；即使在生产上一时能见一点效，也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到后来终究会被群众所否定的。 社会主义企业内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日益发展着的同志式关系，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一般是劳动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这种是非问题一般也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不把工人当主人，对工人进行管、卡、压和物质刺激，这是反映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劳动观念，必然遭到工人的反对。“浆纱操作法”的破而复立，正是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说明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是完全必 要的。 。34s ==========第36页========== 雇佣劳动制度在苏联的复活 评苏修叛徒集团推行的“谢基诺试验” 钟志坚 在苏联，雇佣劳动这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祸害，早在五十多年前就被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工人阶级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今天，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幌子下，通过“谢基诺试验”，明目张胆地使雇佣劳动制度借尸还魂。这是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的一个铁证，也是被打倒了的苏联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发起的一次反攻倒算。 “谢基诺试验”，又叫“裁员”试验。它是在莫斯科附近图拉城的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进行的一项“加强工作人员关心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少工作人员数量的经济试验”。“试验”规定企业的工资基金总额几年不变，因裁减人员而多余下来的工资基金，留归企业支配，一部分作为“增加工作量，扩大服务范围，兼职等工作人员的工资额和工资率的补加费”，一部分年终列入“物质奖励基金”。 一个时期以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开动所有宣传机器，为这一·“试验”大吹大擂。苏修各主要报刊和御用经济学家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什么“谢基诺试验”“符合当前的社会需要”，“几乎立刻产生实际效果”；是工业管理上“创造的火花”、“占优势的方法”。苏修中央、部长会议还为此通过专门决议，叫嚷：“谢基诺试验”“具有重要的国民经济的意义”，这种制度“为利用现有潜力增加产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在苏共二十四大上，把“谢基诺”的“经验”吹捧为“完善劳动报酬”的“典型”。真是喧嚣一时，热闹得很。 人们不禁要问：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祥卖尽气力地宣扬“谢基诺试验”，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家记得，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曾导演过一场吹捧“新经济体制”的闹剧。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是“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经营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啦，什么这种“经济杠杆作用”能“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啦，等等。但是，曾几何时，这些美妙的词句还余音在耳，事实却已跑出来打他们的耳光了。由于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推行“新经济体制”，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以致工业停滞不前，农业连年倒退，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新经济体 ·35 ==========第37页========== 制”导致了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如今，他们又抬出“谢基诺试验”这块新的招牌，妄图从中找寻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 现在，就让我们剖析一下勃列日涅夫之流的这个所谓“典型”和“经验”吧！ 苏修叛徒集团鼓吹“谢基诺试验”是“赫赫有名的榜样”，因为据说它能够用“减少工业生产人员的数目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企业“发挥潜力”。那么，这个既减少人又提高产量的“潜力”，究竞是从那里“发挥”出来的？ 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途径。苏修把生产资料公有制蜕变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他们的所谓增加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也只能是资本主义剥削、压榨工人的途径。据苏修官方供认，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减少工业生产人员数目”，主要是采取以下两个办法：一是合并工种、扩大服务范围。例如空气压缩部门，把操作和管理机器的两个工种合并，由操作工人一人完成；生产己内酰胺车间，三年来每个工人的工作量增加了二点二倍，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要干三个多人的活。这家企业一九六九年裁减人员的百分之七十， 一九七一年裁减人员的百分之八十六以上，都是用这种办法实现的。二是实行“科学劳动组织”，强化“劳动纪律”。通过对“工作日写实和测时”，提高工人的劳动定额；设立“劳动纪律学校”，强制工人提高劳动强度。据一九七一年六月统计，这家企业共裁减了一千多名工人，其中因提高机械化程度，减轻繁重劳动强度而裁减的工人，仅六十八人，占百分之 六点八，而绝大部分工人都是靠加强劳动强度实现的。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基本内容。正象马克思指出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本内容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苏修叛徒集团所谓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加强劳动强度和棍棒纪律。他们所谓的“发挥潜力”，不过是残酷地剥削工人、压榨更多的剩余价值的代名词。 推行“谢基诺试验”裁减下来的生产人员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据统计，到一九七-年 七月止，实行“谢基诺试验”的一百二十一个企业，共裁减六万五千多人。在这些人中，有的经过“重新训练”，被雇佣到另外的工厂；有的被送往遥远的边疆充当苦役；有的被迫失业。全苏一亿一千万劳动力中，大约有百分之十二的人，经常陷于失业状态。由于工人职业没有保障，在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一九七○年职工流动率约占全加盟共和国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有些工人甚至一年中被迫更换几次工作。随着工人的大量流动和失业，苏修现在已经出现了劳动力市场，在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设立了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保险金和开设职业介绍所。甚至连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推行“新经济体制”，“大量解雇工人，失业问题已成了苏联全国范的问题”。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党委书记莫金以十足的资本家的口吻说：“‘试验’的结果，不可避免的是有人成为多余的”。 失业是资本主义的痼疾。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以后，“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的现象，又重新出现了。已经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苏 。36◆ ==========第38页========== 联工人阶级，又被迫丧失了生产资料，成为“多余的人”，这是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罪恶的大暴露，也是推行“谢基诺试验”造成的严重恶果。苏联工人愤慨地说：“我成了试验品”，“仿佛陷在汽车底下一样”。尽管苏修叛徒集团象害怕瘟疫那样，禁止人们议论失业问题，甚至连“解雇”这个字眼也不敢使用，但是一批批工人被赶出厂门，失业工人的队伍在不断扩大，这是掩盖不了的事实。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生产之经常的目的，是用最小量的垫支资本，生产最大量的剩余价值”。“谢基诺试验”所鼓吹的“人要少，产品要多”，也就是雇佣的劳动力要少，创造的剩余价值要多。所不同的，只是苏修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用“人”代替了“垫支资本”，用“产品”掩盖了“剩余价值”，使得他们的剥削行为更带欺骗性。借“发挥潜力”之名，行复活资本主义血汗制度之实，这就是“谢基诺试验”的实质。 苏修叛徒集团还叫嚷“谢基诺试验”是什么“完善劳动报酬”的典型。他们在“谢基诺试验”中，又是怎样挥舞“物质刺激”的大棒，“完善”了谁的报酬呢？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从生产、流通到分配领域都推行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其中有一帖灵丹妙药就是所谓“物质刺激”，说什么“物质刺激”是“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根本对立，资本家不可能依靠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因而便利用工资的形式来掩盖他们与工人之间奴役与被奴役的剥削关系。他们用金钱来引诱、腐蚀和分化工人，用金钱来“刺激”工人干活，它本身就表明工人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是雇佣劳动者。今天，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又大肆鼓吹“生产的不断增长”，“必须用物质刺激来巩固”，说“物质刺激”是“广泛地利用利润来奖励”。他们所说的“生产”，就是加强官僚垄断资本的集中，他们所说的“利润”，也就是工人阶级创造的被一小撮特权阶级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不也正说明了，今天苏联工人阶级已经沦落到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吗？ “谢基诺试验”有这样的规定：在一定时期内企业中工资总额不变，靠解雇一部分工人，把他们的工资当作“物质刺激”的基金，当作引诱另一部分工人受奴役的诱饵，这就是勃列旧涅夫叛徒集团在“完善”“物质刺激”上的“新创造”。如果说，他们过去还“忍痛”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物质刺激”的基金，用奖金来作为双役工人的诱饵，那么，现在他们不但不肯从霸占的剩余价值中拿出半个卢布来作为“物质刺激”的诱饵，而且要赤裸裸地向工人阶级的必要劳动报酬一工资基金开刀了。而勃列日涅夫之流还说什么采取了这种办法，就能够使“强度大、生产效率高的劳动”得到了“较高的劳动报酬”。事实果真是这样吗？不，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 苏修中央关于实行“谢基诺试验”的文件中明确规定：被裁减工人的工资基金，一部分作为兼职工人的补加费，只能按“工资额百分之三十以内的数量规定工资补加”。这证明一个人尽管干了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工作量，所得的补加费，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其原工资的百分之三十。而实际上，据苏修报刊透露，得到最高额（即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三十）补加费的只占工人的百分之一点四。那么，其余的钱落到哪里去了呢？苏修中央规定：企业的经理、厂长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完成任务的条件下，除了和工人一样可领取百分之三十的补加费外，还有一笔“一次性奖金”。苏修企业中，工人与经理、广长、工程技术人员的薪 ·37· ==========第39页========== 金原来悬殊就很大，这样一来，差距就更大了。不仅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滚进了 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腰包，甚至被解雇的工人工资的绝大部分也被他们侵吞了。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之流鼓吹的“强度大、生产效率高的劳动”得到了“较高的劳动报酬”的全部秘密。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勒列日涅夫之流拚命鼓吹的“完善劳动报酬洲”的“谢基诺试验”究竟是什么货色，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这就是在“完善”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地位，在“完善”对工人阶级掠夺和压榨的 分配制度！ 勃列日涅夫之流所推行的“谢基诺试验”，打着“发挥潜力”和“完善劳动报酬”的破旗，复辟资本主义那套奴役、剥削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得苏修特权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气急败坏地公开声称什么“解雇的必要性”和“解雇是发展生产的必然结果”，连薄薄的一层遮羞布也不要了。 “谢基诺试验”是在苏修叛徒集团利用他们篡夺了的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为走资派所有制以后推行的。一方面，今天的苏联，在谢基诺这样的一些联合企业里，人们虽然看不到拿股票、定息的经理、厂长，但看到的是一些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经理、厂长，实际上这是一伙比老资本家更高明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通过国家政权和经济组织的直接结合，控制着企业的领导权，用“管、卡、压”的管理方式，强制工人进行繁重的劳动，加重对广大工人残酷的剥削。这些新型资本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被赋予管理企业的全部权力，包括有权出售企业生产资料，有权出租厂房和仓库，有权自由销售超计划的产品，有权自行分配利润，确定各类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奖金，有权“自行决定应该有多少工作人员、什么样的工作人员”，甚至有权自行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等等。一句话，特权阶级在苏修企业里垄断了一切经营管理大权和分配大权。另一方面，苏联广大工人则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由生产资料的主人变成了一群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成为特权阶级奴役和剥削的对象。苏修法律还明文规定：劳动者和企业、机关、组织之间仅仅是“契约”关系，行政部门可以“废除劳动合同”，甚至“予以解职”。这样，一小撮特权阶级凭借着他们篡夺的国家权力和支配生产资料的地位，可以肆无忌惮地解雇工人。它标志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现象又在今天的苏联重现了，这是多么悲惨、多么惊心动魄的情景啊！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在自己的革命斗争旗帜上写上“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这个号召，一直激励着千百万劳动人民为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通过“谢基诺试验”，进一步推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赤裸裸地暴露出这一小撮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的狰狞面目和可耻行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勃列日涅夫之流妄想扭转历史车轮，这只能更加唤起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斗争和反抗，加速自己的灭亡。 ◆38 ==========第40页========== 资料 “谢基诺试验”是怎么一回事？ 谢基诺是设立在莫斯科附近图拉城市的一个化学联合企业。这个企业拥有职工七千多人，生产化肥和其他化学产品。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改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以下简称“新经济体制”）。同年八月，根据苏修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工资问题委员会和化学工业部的“建议”，开始进行所谓“加强工作人员关心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少工作人员数量的经济试验”。它是通过兼职、合并工种、扩大服务范围等措施，不断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达到裁减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同时规定企业的工资基金总额几年不变，用裁减人员而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留归企业一小撮特权阶级支配。由于这个“裁员”试验首先是在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作为“榜样”取得“经验”的，所以苏修报刊通常称之为“谢基诺试验”。 “谢基诺试验”引起了苏修叛徒集团的“很大兴趣”。一九六九年十月，苏修中央为此发表了《关于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党委会动员劳动者集体靠提高生产率来增加产量的工作经验》的决议，并大肆吹嘘这个黑“经验”，“具有重要的国民经济意义”，号召在全国各地推广，并责成各部和有关部门据此制定相应措施。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苏修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贯彻加强工作人员关心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少在业人数措施的办法》的决议。不久，苏修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工资问题委员会、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给正在实行和准备实行“谢基诺试验”的企业，共同制定了十三项条件。其中包括采用这种方法须经上面点头，企业先得自己定员、定服务用款和其他劳动消耗定额以及计划人数指标等等。 一九七一年三月底，苏修叛徒集团头子勃列日涅夫在二十四大上吹捧“谢基诺试验”是“完善劳动报酬”的榜样，叫嚷“强度大、生产效率高的劳动应该加以鼓励和得到较高的报酬。正如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的经验所表明的，使企业有更广泛的条件去刺激对发展生产作出重大贡献、兼职、以主人翁的态度爱护社会财富的工作人员和集体是适宜的。”由于苏修叛徒集团的大力推广，实行“谢基诺试验”的工业企业逐年有所增加。一九六 九年六月，有三十多家。一九七○年初，有六十多家，四十万人。一九七一年初，有一百二 十一家，七十万人。一九七二年初，达三百多家。目前，“谢基诺试验”已成为苏修在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国营农场中推行“新经济体制”的主要方向，是实行资本主义血汗制度加强对劳动人民剥削的主要形式。 ◆39 ==========第41页========== “外来人”带来的是什么？ 任犊奚文熙 翻阅苏修的报刊可以看到，两年前，当话剧《外来人》开始上演的时候，那情形好不热闹！莫斯科两家剧院同时演出，儿十个大中城市也争相上演，大小报刊则连续发表评论加以吹捧，苏修最大的文学评论刊物《文学问题》还专门召集了为剧本捧场叫好的“圆桌会议”。今年，这个戏又开始改拍成电影，从舞台搬上银幕，以广招徠。 其实，这个戏本身并无惊人之笔。只是描写了某企业工程师、苏修党员切什可夫不愿过“满足和饱食”的“平静”生活，冒受党纪处分的危险，私自到另一企业去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的经过。奇怪，改变一个企业的落后面貌，为什么非要外面去人不可？为什么又非切什可夫这样的“外来人”不可？此中奥妙，评论的人们均有所顾忌而未予明白说出。独有一个大企业的经理公开了其中的秘密，你听，他说得多么直率：“不应该肤浅地解释“外来人’这个概念：说什么从别的车间、实验室和剧团到这个车间、实验室和剧团来了个什么人。‘外来人’一这是新的工作作风，是原有关系的改变，是骤然的跃进。” 好啊，既然“不应该肤浅地解释”，就让我们来“深刻”地解释一下“外来人”切什可夫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作风”和新的“跃进”吧！ 切什可夫来到的那个企业，是涅列什公司的二十六号俦造车间。这里有着六座各有 一俄里长的现代化大厂房，光工程技术人员就有二百多人。但这里的生产却是“一团糟”，投产三年来没有完成过计划，而完不成计划就“突击”，甚至弄虚作假，谎报产量，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走上末路、修正主义工业路线撷临破产的必然结果。但工厂的统治者们把这归罪于工人的“纪律太差，旷工者和酒鬼太多”。为了扭转这个企业的“落后面貌”，“英雄”切什可夫就带着他的“科学管理”方法出场了！ 涅列什公司的传统是讲“慈善”、讲照顾的，而切什可夫的“科学管理”方法却强调“纪律”，他要求“很快摧毁”涅列什的“相互间象一家人的宽容态度”。这样，这个“外来人”的到来，就不能不引起工人和干部的强烈反抗。为了压服反抗，强化“纪律”，切什可夫操起了两把刀子。一把刀是严格监视工人。他这样歇斯底里地指挥工长们监视工人：“盯住他们。扼他们的喉咙”，“扼他们的喉咙，你要在工段上过夜”！另一把刀是搞物质上的惩罚。对那些违犯“纪律”的人，他动不动就是给人家“扣掉一半奖金”，“用卢布打他们”。一句话，切什可夫要建立的“纪律”，就是对工人进一步实行压榨。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现代 。40· ==========第42页========== 化的生产过程离不开一定的纪律，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纪律的性质和维持纪律的手段是完全不同的。切什可夫所要的纪律，不过是象列宁曾经揭露过的：“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切什可夫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分子，正是要沿袭历来剥削阶级的那些法西斯式的“纪律”来压制工人！ 强化“纪律”，不过是体现“科学管理”方法的一种现象，它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用切什可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无限的权力”。他认为自己作为“科学管理”方法的执法者，“一切指示”都要通过他，他掌握着二十六号车间的一切，就象一个老板掌握自己工厂里的-一切一样。他有权决定生产计划，当他“不想完成计划”时，就可以“减少四百吨”；他有权不任用前车间主任格拉莫特金，无论他怎样苦苦哀求，切什可夫的答复都是“我不接受您”；他更有权成天铁板着脸在车间里训斥、责罚工人和下层干部。切什可夫不仅有行动，还有理论。他在汇报会上骄傲地说道：“我们是领导者，我们自己的双手什么也不做，我们是用讲话、用脑筋来工作的”，“要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来教你们的话，那我已经不是一个领导者了，我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了”。这就是说，我切什可夫“存在的意义”就是管人、管企业；你们工人“存在的意义”就是服服贴贴地出卖劳动力，随着我的指挥棒和唾沫星子团团转。这是一副多么丑恶的资产阶级嘴脸啊！ 一方面给予工人的是法西斯式的“纪律”压制，一方面则给予切什可夫们无限的权力，这就是切什可夫的“科学管理”方法的全部内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这就是工人阶级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工人阶级改造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内部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社会主义企业里，领导者和工人群众分工的不同，决不意味着领导者手中有什么特权可以欺压群众，相反，它要求领导者更多地向群众学习，依靠和发挥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来共同管好企业。而切什可夫的那套“科学管理”方法恰好相反，一小撮领导者可以对广大工人任意地压榨和迫害，而广大工人却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一一这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特有的那套相互关系，究竟还有什么两样呢？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性质，决定了人们相互关系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对立关系。资本家要剥削工人，要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不能真的跟工人讲什么“平等”、“博爱”，相反一定要对工人有绝对的统治权力。如果资本家不能强制工人按照资本家的意志行事，听任资本家的摆布，那么，资本主义剥削怎么能实现，资本家所有制又如何维持？这套资本家压迫工人的相互关系，在苏联早已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而恢复了，就象毛主席指出的：“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而切什可夫所带来的“科学管理”方法，不正是要进一步强化这套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吗？至此，人们可以明白了，捧场者们吹嘘的所谓“新的作风”、新的“跃进”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恩格斯教导我们：“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切什可夫用强化对工人的压迫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为 ·41· ==========第43页========== 苏修垄断资产阶级带来大量剩余价值的同时，必然同时给苏联工人阶级带来无穷的灾难。在套上了切什可夫的“科学管理”方法这个枷锁之后，二十六号车间广大工人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但经济却没有保障，生活时刻受到威胁，还有动辄被扣除奖金、罚款的危险，以至连休息时间也变得没保证了。大概是为了刻划切什可夫的斗争精神吧，剧中借工长波特克柳契尼可夫的口说：“我的桌子上有四十份申请书，精整工们提出请假五六天，某人要出去走一趟，某人要照应菜园子。在所有的申请书上他（指切什可夫）都写上了一个‘拒绝’。”可是，透过这句话，我们正可以看到被切什可夫即勃列日涅夫们津津乐道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就是提高掠夺工人、压榨工人的效率。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毫无疑问，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产品分配形式。在当前苏联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前提下，不管生产效率暂时可能提得多么高，苏联工人阶级的生活却只能走向日益贫困的深渊。有时统治集团或者出于缓和阶级矛盾的需要，或者出于分裂工人阶级团结的目的，给某些工人在某些场合可能增加一点工资或福利，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积累的不断扩大，工人阶级的收入仍然会相对降低，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会日益加深。正如列宁当年揭露的美国那样：“美国在发展人类联合劳动的生产力方面，在应用机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方面，都在自由和文明的国家中间占第一位。同时美国也成了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切什可夫所为之奋斗的那一套“科学管理”方法并不是他个人的事业，在刷中，切什可夫是作为一个严明、公正、无私的救世主出现的。原来不赞成切什可夫的管理方法的新任公司党委书记利亚比宁，后来这样对涅列什市委书记说：“我认为领导者必须有的品质是公正性。而这个品质切什可夫是有的。”“公正性”，真是一个好评语！切什可夫为了推行“科学管理”方法，背井离乡，不怕处分，顶住各方面的责难，而且戏中特别写上他在涅列什仍然只拿原来在齐赫文的工资“二百八十卢布”，这确实有点象大公无私了。不过，每个阶级都有自己阶级的公与私，世界上从来没有笼统的公正性。正是从那些所谓“公正性”的谀词中，我们可以看透切什可夫的公正就公正在为加强压迫工人而不顾一切，为利亚比宁之流卖命而不顾一切。切什可夫为之奋斗的事业，正是利亚比宁之流的事业，而站在利亚比宁背后的，就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那群大大小小的苏修垄断资产阶级新贵！ 切什可夫把加强对工人的压迫作为自己的事业，这正适合了当前勃列日涅夫一伙的胃口。勃列日涅夫之流在苏联建立起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就象一个魔术师用法力呼唤出 一个魔鬼，现在到了再也没有法力来摆布它的时候了。资本主义复辟使苏联国内工业生产每况愈下，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工业路线面临破产，修正主义统治日益不稳。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勃列日涅夫之流正在经济政策上迫不及待地呼吁“不反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而且对他们的劳动纪律、精确程度和组织性都提出最高的要求”，要求把依靠加强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整个经济和组织工作的中心”。显然，这种敲骨吸髓的压榨势必引起工人的进一步反抗，《外来人》中透露的工人和下层千部怠工、“纪律太差”、“旷工者和酒鬼太多”，正是反映了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工业路线遭到抵制、苏修国内阶级矛 ·42· ==========第44页========== 盾处于激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之流把赫鲁晓夫时期挥舞的“自由化”、“土豆烧牛肉”的鬼幡变换了形式，干脆倡导“法制”手段，鼓吹对工人阶级实行法西斯专政。“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勃列日涅夫之流目前正是需要取消工人的任何“自由”代之以法西斯“统治”，正是需要执行这种“统治”的人。什么人？就是“外来人”。“外来人”若，乃是来自于工人阶级之外，乃是来自于把镇压工人反抗作为个人事业的资产阶级死硬派！无奈，这种人在苏联众多的基层工厂里是太少了，勃列日涅夫们只好竖起“招贤榜”来招徠了。《外来人》剧本正是在这种气候下应运而生，所谓“科学管理”方法无异是勃列日涅夫“新政策”的政治图解，切什可夫是执行这种政策的最理想的法西斯分子。不管这个剧本在艺术构思上是多么平淡乏味，也不管它刻划人物、描写对话以至换布景等手法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用滥了的老套子，但它是多么适应苏修官方的需要啊，它跟勃列日涅夫的一唱一和是多么合拍啊，难怪苏修的文艺评论家和托拉斯的大经理们要把它捧上天了！可是，正象马克思所阐述的关于原因和结果的辩证法那样：不去掉原因，结果总是存在着的。充斥在当前苏修社会的工人和下层干部的怠工、酗酒、旷工等现象，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工业路线所造成的，是劳动人民同生产资料分离的结果。苏联工人阶级懂得：“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只有打倒勃列日涅夫之流所代表的社会帝国主义政权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去掉了这个“原因”才能解决这些结果。现在，“外来人”们的努力恰好相反，他们倒行逆施的目的，都无非是为了维护这个“原因”，即维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政权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注定他们的努力到头来一定以失败告终！ 当然，一个反动的阶级当想到自己必然灭亡的前途的时候是痛苦的，于是勃列日涅夫之流只好求之于幻想。刷中有这么一个细节：一个普通的女计划人员由于把小孩带到了办公室，被切什可夫盯住看了一眼，就吓得胆战心惊，生怕切什可夫“写命令”处分她，只得跑到切什可夫那儿“带着哭声”哀求他饶恕自己。看到这儿，不禁使人想起了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在黑暗的沙皇制度下，一个小公务员打喷嚏时无意把唾沫星子溅到了一个将军身上，将军倒不介意，他却引起了无限的恐惧。他喃喃不休地向将军数落自己“不小心”，一次又一次地跑去将军府上赔罪，最后终于惊恐交加地送了性命。契诃夫写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老沙皇的时代，他是不赞成这个公务员的奴才习性的；而今天的苏修叛徒集团却是十分希望人民具备这种奴性。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要顺利推行强化压迫工人的新政策，就需要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控制得比一潭死水还静，比草还低，成为奴性十足的顺民。《外来人》中的那个女计划人员正是根据勃列日涅夫们的希望塑造出来的。可是，要苏联广大工人阶级都成为象那个女计划人员一样的顺民，这只是一廂情愿罢了！苏联工人阶级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他们是不会屈服于修正主义的统治的。不管《外来人》作者怎样煞费苦心把他们写成甘于修正主义统治，但这种奴性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苏联工人阶级的主流。《外来人》中透露出来的工人怠工、酗酒，正是反映了当前苏联工人阶级反抗修正主义统治斗争中的消极部分，而大量的积极的反抗，作者则从他的反动立场出发，讳莫如深地加以回避了！ 。43 ==========第45页========== 反动派总是靠欺骗来混日子的。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而且需要欺骗自己，不但需要编造幻想中的工人阶级形象，而且需要编造幻想中的美好未来。大概是为了给大大小小的切什可夫们鼓鼓士气吧，《外来人》在临结尾处，特意为已经陷于四面楚歌的切什可夫安排了一个突如其来的美好结局：涅列什市委书记克柳可夫亲自出马支持切什可夫。一些反对“科学管理”方法的人也纷纷改变调子，参加切什可夫的行列。在全剧结尾出现的生产汇报会上，切什可夫声音“认真而清晰”，汇报者秩序井然，背景是“一片光明”，预示着切什可夫的改革将获得胜利。可是，这条硬加上去的尾巴与整个身体是那么不协调，连剧本的捧场者、一个企业的总工程师都看出来了：“主人公胜利了，但我认为这是作者的功劳，而不是角色的功劳。胜利不是切什可夫争得的，而是送他的。” 确实，按照切什可夫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会带来什么“胜利”的。列宁说过：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任何妄图改变这条客观规律的企图，注定全是空想。“外来人”会带来什么呢？戏中写他带来了进一步镇压工人的两把刀子，带来了勃列日涅夫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片光明”。可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外来人”们越是强化对工人的压迫，就越是促使阶级斗争尖锐化，推动工人阶级进行新的阶级搏斗。毫无疑问，最终“外来人”给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带来的，既不是“光明”的结局，也不是用以镇压工人的刀子，而只会是铁锹-一苏联广大工人阶级为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掘墓用的铁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外来人”出场了，很好，很好！ 附： 《外来人》剧情梗概 齐赫文市某企业的铸造工程师、三十二岁的苏修党员切什可夫，因本单位的生产和管理“上了轨道”已有十多年，铸工生产不需要更大的发展，深感“无事可做”。凑巧，列宁格勒涅列什某企业新建的大型铸造车间搞得一团糟，正需要一个有能力的车间主任去整顿和领导，于是切什可夫打算离开齐赫文到列宁格勒去。但是他打了两次报告，从)厂领导一直到市委都不准他去。切什可夫决定冒着受党纪处分的危险，私自离职前往。临行他找了以前曾同他“一起开始生活”的厂长女秘书莉玛，表示希望在上飞机前同厂长告别。但是厂长知道他要走十分愤怒，理都不理他，只是告诉莉玛说，如果切什可夫三个月后不回齐赫文，那他就“晚了”。 切什可夫到了列宁格勒涅列什，便向企业的领导报到并提出就职的三个条件：一、每月固定工资二百八十卢布；二、一套三个房间的住宅；三、给他妻子工作。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得不到满足，他便不干。因为这是他在齐赫文的条件，他到涅列什来并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企业领导基本上都同意他提出的三个条件，只是住房有些困难，需要排排队，稍稍等一下。但切什可夫不答应，企业领导只得同意提 •44· ==========第46页========== 前给他。接着，切什可夫又提出不能马上上班，需要十天时间“熟悉环境”。领导也同意了。于是切什可夫便开始对即将由他领导、管理的巨大的第二十六号车间进行广泛的察看和研究。这个企业在卫国战争中曾作出过不少贡献，有着光荣的“传统”，从工人到领导都是有功之臣。然而，也正由于有这样的“传统”，人们便“高傲自大”，纪律松弛，“游手好闲的人和酒鬼比比皆是”，因而生产搞得非常糟。为了完成任务，每月都弄虚作假，谎报产量，而大家看在过去长期的战斗友情上，相互包庇。切什可夫这个“外来人”来到这样的企业，自然并不轻松，但他早有思想准备，他有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这就是严格纪律，生产要有“节奏”，要按“进度表”工作，谁要是违反这套方法，就要受到惩罚。 上任的第一天，各工段照例向车间副主任马纳加罗夫报告上一天的生产情况，但是工段负责人的汇报都是开玩笑、讲废话。这时切什可夫立即下令中断汇报，对这种大大浪费时间的报告训斥了一顿，并规定今后在每天例行的早晨汇报会上，每工段只准讲五分钟，谈五方面情况：一、技术安全，二、纪律，三、进度表，四、设备，五、向车间主任请示。切什可夫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整顿工作。 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厂部生产科长波鲁爱克托夫越过切什可夫到二十六号车间召集各生产指挥员开会，催促尽快完成生产任务。人们刚刚集合起来，被切什可夫发现，下令不准开会，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损害了他的职权，破坏了“个人责任制”，而且这样的会无非是对大家骂一通，催一催他们完成任务，其实毫无作用，白白浪费时间，破坏生产“节奏”。他警告波鲁爱克托夫，今后不论什么事情都必须通过他。切什可夫的“科学管理”方法和他那一套工作作风，引起车间里不少工人和干部的反感，有不少人干脆辞职不干了。真正支持他的只有经济核算小组组长谢戈廖娃等几个人。而切什可夫和谢戈廖娃之间还有暖昧关系。 某日，原车间主任、卫国战争时的老战士格拉莫特金伤愈后来向切什可夫请求工作。切什可夫事先已经接到经理的通知，但是他坚持反对，并且当场指责格拉莫特金把车间搞得一团糟。他要格拉莫特金先到经理那里去把谎报的一千吨铸件勾销以后再来谈工作。正在这时，齐赫文的厂长秘书莉玛来我切什可夫，告诉他，他的妻子莉达患病住院，切什可夫连忙乘了飞机回到齐赫文，但妻子终于去世了。齐赫文党委开会讨论了切什可夫擅自离职的问题，并劝他仍回齐赫文工作，但切什可夫表示已经不能抛弃第二十六号车间，否则就是“背叛”。于是党委作出决定：切什可夫违反党纪，给予严重警告并登记入册。 切什可夫回到列宁格勒后马上下令对“违反车辆运行进度表”的工人处以罚款，“用卢布打他们”。接着便召开了车间的汇报会，听取生产情况，会上发现某工段夜班未完成进度表，而工段长科林谎称原因是断电，切什可夫因此当场给科林申斥处分。同时，他又处罚另一个工段长，取消一半奖金，因为他三个是期没有找到水玻璃浪费的原因。切什可夫认为这样处罚还太轻，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种情况“任何资本家早就把他解雇了”。切什可夫这样接二连三的惩罚下级，激起了会上许多人的不满，他们纷纷表示辞职不干，当场离开会场。面对剩下的几个与会者，切什可夫责备这个企业的工人高傲自大，不愿按新方法工作。他详细叙述了按“进度表”工作的好处，说“进度表”是“科学地组织劳动的开始”。他教训在场的下级领导们说：“领导者应该站在高处，他应该态度公正。”“我们是领导者，我们自己的双手什么也不做，我们是用讲话、用脑筋来工作的。” 大量技术人员和工人辞职，引起市委的重视，市委工业书记亲自过问这件事，并派专人调查。即将升任企业党委书记的原副经理利亚比宁欣赏切什可夫的才能，说他的“科学管理方法”“正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对集体的教育”。他认为要是撤换切什可夫，企业就要垮台。在他们的支持下，切什可夫终于取得了胜利。 ·45· ==========第47页========== 昌四史"选列 中国白的第一代工人 江南造船厂早期工人的状况 《江南造船厂史》编写小组 编者按：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清政府开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中的船坞和轮船厂。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是第一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终究要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这里发表的是正在编写的《江南造船厂史》中的一节，是为了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 开办初期的工人 一八六五年，江南制造局在上海创办的时候，大约有工人二百人。这些工人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清政府收买美商“旗记”铁厂时留用的部分工匠；一部分是李鸿章办的两个洋炮局的工匠和清兵。洋炮局的工匠是招募来的手工业工人，人数较少，主要是清兵（被诱迫参加湘军和淮军的破产农民）。过了两年，到一八六七年，江南制造局由虹口迁到高昌庙，规模扩大了，工人也增至五百人左右。一八六九年，工人增加更多了。据一八 六九年六月《教会新报》报道，这时工人已达一千三百名左右。在一八七○年前后，全国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产业工人，据估计不到一万人，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就占了百分之十三。这时，局内新增工人的来源，主要是到外省招募来的手工业者和失业工人，以及一部分孤儿院幼童和被裁撤的湘、淮军中的人员。因为当时各地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没有集中到象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来；而高昌庙附近的农民，有的由于尚未破产，有的虽已破产，但因为从未接触过这类大机器工厂，认为进局后会被丢到大烟囱里去被“大烟囱吃掉”，或者被机器吃掉，有的由于被江南制造局强行圈占了土地，夺去了生活资料的来源而怒火中烧，因而都不愿进局做工。因此，江南制造局只能到香港、广州、福州、宁波等地招 ·46· ==========第48页========== 募一些破产的手工业若和被当地外国资本家踢出工厂的失业工人。例如，退休老工人梁楚谦的父亲梁星昭，就是这些工人中的一个。梁星昭本是广东人，二十岁左右，因家中生活困难，到香港打铁为生。一八六八年，江南制造局到香港招募工人，他才进局做工。退你工人王海林的师傅广东人莫阿泰，也是这个时候进局的。从孤儿院掳掠幼童，也是江南制造局工人来源之一。退休工人史根荣的父亲马木儿，就是被掳进局的孤儿院幼童。这些幼童是在清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失去父母而流离失所的孤儿，到局后就成了童工。湘、淮军中的一部分人员，因为被裁后无以为生，通过种种关系进了局，变成了工人。 这些工人和幼童在江南制造局的“总办”、“会办”、“提调”、“委员”、“司事”等一群封建官吏统治下，地位极其低下，如同奴隶一样。他们是-·群供封建统治者驱使的会说话的牛马。他们虽然在名义上是招募进局做工的，局方也付给他们一定的“工食银”，但是却不能“随意去留”①，失去人身自由。局内的封建官吏为了使“秘妙之传，不致稍有泄漏”，强迫工人住在局内，每人身上挂着表明身份低下的腰牌，以便“委员”、“司事”进行监督。“委员”、“司事”的所谓职责就是分别带领和监督这些工人进行劳动②，用棍棒役使工人做工。工人稍有违抗，就遭到他们的镇压，轻则被五花大绑在局里游行示众，重则鞭打、开除。清政府为了镇压工人，不仅在局内设有专门拷打工人名日“稽查”的打手，而且还派遣军警驻局。军警有两部分：一部分称为防护营（后改称巡警营），有官警一百零六人（一九○四年)，日夜轮班站岗巡逻；一部分叫炮队营，有官兵二百七十五人（一九○四年），名义上是试放江南制造局所制枪炮，以检验质量好坏，实际上也是镇压工人的重要工具③。在军警密布、岗哨成林的严密控制下，江南制造局无异是个军事苦工“监狱”。 江南制造局建立时虽然收买了原“旗记”铁厂的机器设备，并充实了从美国买来的一·百多台机器，主要生产枪炮和小型舰艇。但是，机器设备并不充足，不少生产活动都要靠手工操作，特别是制造船体、铸铁等作业长期靠手工劳动。因此，工人的劳动强度高，体力消耗大。加上工人并没有一定的劳动时间，一年到头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几天休息。局里规定的每天劳动时间，不过是表面文章。赶工的时候，日夜操作。封建官吏拿着棍棒督工，动辄责打，洋“匠”和中国匠首也经常殴打工人④。工人在棍棒胁迫下从事艰苦的、繁重的劳动，每天累得筋疲力尽，还要为封建官吏从事无偿的劳役。封建官吏可以任意拿局里的材料叫工匠制造家具⑤，连他们家里烧的煤也是叫小工、伕役把局里的所谓“二煤”整 ①李鸿章在清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初一日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机器宜择人指授，工匠不令随 意去留”。 ②清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初二日的<教会新报》说：“稽查、管理各事有中国委员、司事经理”。 ③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2第24页。 ④据1904年6月5日<中外日报>报道，江南制造局初期，总办冯竹如（即冯峻光一一引者），每天到各厂巡视，亲操军棍责打工人，其下各级官吏乃至匠首也打骂工人。 ⑤《南洋大臣札查江南制造局情形公文》中说：“近闻总办以下各员司，往往于私家合用之物相率效尤，任意索取，木器则取给于木工两厂，铜铁等器则取给于洋枪熟铁等厂”。 ·47· ==========第49页========== 筐拾回去的。工人不仅在进局以后要为封建官吏从事封建劳役，而且在未进局之前，亦往往要先替“委员”、“司事”服役，才能获雅进局做工。退休工人黄富泉的父亲为了做工，在 十岁左右，就不得不替一个姓陶的“司事”送饭、抱小孩、打扫庭屋，白白干了三年杂活，才被介绍进局做工。当时，“司事”以上的封建官吏，利用职权，任意驱使局内小工、伕役和幼童从事各种家务杂役十分普遍，而且成为惯例。 工人的劳动如此艰苦繁重，但得到的“工食银”则是很低的。原来洋炮局工匠“工食银”每月五到十块银元或稍多一点。制造局建立初期，情况大致也是这样。有一定技术的工匠，“工食银”一般在十块银元左右；幼童（童工）和小工（非技术工人）只有五到六块银元。这同洋匠、匠首工薪高达三百银元，一般也有一百多银元相比，真是天差地远①。而且，这还只是名义工资，实际上工人拿不到这点银元。幼童和小工的“工食银”只够勉强维持个人生活，有技术的工匠的“工食银”虽略多点，但要养活一家老小也是十分困难。工人不仅“工食银”极其低微，而且居住条件也十分恶劣。据当时报纸报道，江南制造局共造了 五排、一百多间房屋，要容纳一千三百多人住宿。这些房间的外面，围以篱笆，只有一个出口可同局内其他地方相通。无论白天或者晚上，这个唯一的出口都有清兵把守，工人不得自由进出。这种住房与其说是工匠的宿舍，不如说是“囚笼”。但是，洋人和“委员”不是住的洋房，就是住的公馆。 江南制造局工人在十分艰苦的劳动中，掌握了使用机器的技能和制造工艺。在中国近代工业生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第一艘轮船，第一台车床，第一炉钢水，就是通过江南制造局工人勤劳的双手制造和冶炼出来的。连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侵略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工人工作迅速灵巧，能控制和使用机器工具，是一个敏慧的民族，除体力外，比得上任何国家的工人”；“全部制造过程都系中国工人动手，技艺不下于任何欧洲工厂的工人。”②在当时的封建统治下，这些掌握了近代机器制造技术的、还是在形成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 破产农民直接补充了工人队伍 江南制造局工人，随着局的规模扩大而与日俱增。一九○五年，达到了二千八百四十人。这个数字，在当时全国和上海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据估计，一八九四年时，全国近代产业工人（不包括采矿工人）为七万五千八百五十人至七万八千零六十人，集中在上海的近一半，达到三万六千二百二十人③。而江南制造局工人就要占到上海产业工人的百分之八左右，占到全国工人的百分之四弱。这一时期，江南制造局各类工人数如下表：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1一10页。 ②《捷报1879年7月22日和1893年6月9日。转引自孙镜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24页。 ③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202页。48· ==========第50页========== 一九O五年江南制造局工人统计 类 别 人 数 备 注 匠 2,314 包括幼童 小 工 486 伏 役 40 非生产工人 总 计 2,840 资料来源：据<江南制造局记>卷2第3一14页所列数字编，不包括匠首。 表上所列数字不是工人最多时候的统计数字。停造兵轮和历次用各种借口裁减的工人，以及临时雇佣的工人都不包括在内。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江南制造局增加的工人，除了少量是出身于工人或农民家庭的“匠童”（幼童）以外，主要来源于本地和外地的破产农民。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使得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也加速了农民的破产。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逐渐流落到通商口岸来，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和清政府官办工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江南制造局创办时，上海人口不过五十多万，到二十世纪初年，就激增至八十万人①。充塞上海街头的剩余劳动力，不断补充着上海工人的队伍，也不断补充着江南制造局的工人队伍。退休工人钱海根，祖父在世时，全家十几口，种地为生，勉强度日，后来土地被江南制造局强行圈占，以致丧失生计。他的祖父十分愤恨，每天靠贩卖葱蒜糊口，叮嘱子孙永不进局做工。但是，钱海根的祖父死后，他的父亲和他兄弟几个迫于生计，都不得不先后进局做工。这并不是个别例子。一八六七年，江南制造局一次就圈占了民田七十多亩，迫使几十户农民不得不先后进局做工。外地破产农民进局的就更多了。退休工人王德标和他的哥哥王月标，原来都是江苏省泗阳县农民。一八九三年，泗阳发生大水灾，在家无以为生。兄弟两人历尽艰辛，到了上海，被迫进了江南制造局。原为农民而被诱迫参加湘、淮军的兵勇，遵裁撤后，无法谋生，也有不少投靠当时局里的出身于湘、淮军的“委员”、“司事”进局做工。由此可见，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中，破产农民是大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江南”工人队伍不断扩大的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开始产生。据统计，一八九四年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有三十八家，占当时全国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的百分之五十强②。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势必影响到江南制造局。 ①《上海人口志略》。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印，1948年，第6页。 ②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34一241页和下册第1166一1169页所列数字计算。 ·498 ==========第51页==========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开始传播了。在这种形势下，封建统治若对工人的压迫和统治在形式上发生了某些变化。 工人进出局门，不再佩带标志身份低下的腰牌，而参照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管理工人的方式，改为领取记工牌。但是，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于工人的监督，相反更加强了这种监督。因为记工牌放在大门口牌子间，有专人看守；工人于早、午上工的时候到牌子间取记工牌去各厂上工，过了规定时问就拿不到记工牌，不准进局，作为旷工。一九○四年，又增设“考工处”监督工人。 随着江南制造局规模的日益扩大，工人数量的不断增多，原有的工人住房容纳不下，于是工人不再被强行住在局内了。过去，把工人集中在局内居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怕工人掌握全部制造过程的工艺技术后“犯上作乱”，影响封建统治的巩固。但是，随着使用机器制造的工艺增多，分工更细，工人已难以掌握全部工艺技术。这时封建统治者已不必害怕工人泄密或者私造军火。这也是让后来进局的工人住在局外的一个原因。 在这一时期，原来由“委员”、“司事”直接监督工人进行生产劳动的劳动组织形式，在有些工种中开始有了改变，出现了所谓“包工”。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清政府迫切需要军火以镇压起义。尽管江南制造局日夜开工，还是不能满足要求。为了加速军火生产，局内的封建统治者采取了把某些加工制造的部件交由中国匠首负责承包的形式。这种匠首不同于后来的固定的不参加制作的“包工老板”，这种“包工”也不同于后来的“包工制”①。 除了上面的一些变化以外，这时江南制造局的工人遭到封建行会和地方帮派势力的束缚较之制造局开办初期更为显著。工人按行业有行会组织。例如，木工有红帮和白帮两个行会。红帮是轮船木作，白帮是建筑木作。虽同是木作，但各有自己的会所，不得越业工作，造船的木工不能造屋，造屋的木工也不能造船。又如，锻工奉老君为祖师，会所称老君庙。行会以外，又有地方帮派。木作有宁波帮和广东帮，锻工有无锡帮，油漆、冷作有苏北帮。其他工种也是既有行会，又有地方帮派。地方帮派同样各有会所。行会和地方帮派都有组织、规章和首事人。行会的组织和规章较严，如同业工人必须加入本业的行会，不得个别增加工资，不得参加罢工等等；同时规定按期交纳较高的会费，多的竟达工资的百分之二十。地方帮派并不限于工人，组织较松，没有强制性，规章也不严，首事人大都为封建官吏。而且，地方帮派和行会往往交织在一起。这种错综复杂情况，给封建官吏利用行会和地方帮派统治和分裂工人以极大的方便。但是，它也给同业工人带来聚集在一起，便于相互援助，加强团结的机会。江南制造局工人曾经利用行会组织有利于集结同业工人力量的特点，向封建势力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斗争。 ①《新闻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初二日报道：“江南制造局因需造军械孔亟，故礼拜并不停工。…乃将制造枪炮等械要工，包与工头做，以免久延。”所指工头系匠首。包工办法见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9页。 ·50· ==========第52页========== 工人居住区和高昌庙镇的形成 江南制造局规模不断扩大，工人日益增多，他们的家属也先后从各地来到上海。住在局外的工人，首先遇到的是居住问题。他们被残酷的剥削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无力修造可以称得上房屋的住房，只好在局旁沿黄浦江的滩地上勉强搭个遮遮风雨的草棚度日。于是，自旧江边码头到今江边码头一大片河荡地，逐渐形成了一个棚户区。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里有二千多户工人居住。为了搭个草棚，工人们不知受了多少欺凌和敲诈。他们全家出动，起早摸黑，好不容易弄来千担万担的泥土，填高了河滩；他们又挤出血汗挣来的钱，买来毛竹和柴草，自己动手搭建。这时，巡防局的“老爷”跑来一记耳光，叱问：“规矩懂哦？”挨了打还得掏腰包。刚送走巡防局的“老爷”，又跑来了地痞流氓：“恭喜，造房子哪，借点光”，还得挤血汗。明明是填的河滩地，天主堂的神甫却也跑来要地租。 在工人棚户区形成的过程中，原是农村的高昌庙，逐渐地变成了一个小市镇。首先是工人“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而那些吸血鬼资本家、地主、高利贷者和种种黑暗势力，看到工人和他们家属的血液还没有被榨干，就象蚊蝇一样，也麕集到高昌庙来了。在这期间，出现了两条狭窄而又嘈杂的街道。这两条街通称广东街，也分别叫老广东街（老街）和新广东街（广东街），是因附近居住的广东人多而得名的。原来具有“乡村风味”的高昌庙被一家又一家的米店、肉铺、油坊、酱园、药铺、南货行、竹器店、陶瓷店、布店、裁缝店、鞋店、剃头店、老虎灶和香烛铺等等改变了面貌，显得热闹起来了。还有茶楼、酒馆、浴室、典当铺乃至私卖鸦片的“燕子窠”和卖淫的“娼寮”等等也陆续冒了出来。这些“楼馆”和场所的老板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土豪、地主、资本家、流氓帮会的头月。他们和封建官吏串通一气，干尽了压榨和毒害工人的罪恶勾当。他们用烟、赌、酒诱惑工人，吸吮工人的血汗，败坏工人的道德。这里的典当铺称为“押头店”。它是一种专门抵押低值衣物，专门盘剥劳动人民的高利贷资本。它的押款少，赎期短（一般为三个月，有短到一个月甚至十天的)，利率高（每十天按三分起息，押至一月，月息高达九分）。过期不赎，抵押的衣物就由“押头店”处理。因此，当时群众称这种“押头店”为“黑心店”。高利贷资本对工人的剥削，除了“押头店”之外，还有“印子钱”、“皮球钱”等名目的贷款。这种贷款，一般是先扣利钱，再按名义上的借款额计息。工人到期续借，利上滚利，越滚越多，往往背上一辈子也还不清的“阎王债”，更加深了贫穷困苦的处境。“燕子窠”和“娼寮”更是损害工人健康和败坏工人道德的陷阱。除此以外，还有一批贩卖毒品和摆赌摊的流氓，每逢发放工资的日子，他们便麝集在江南制造局大门外的广场上，一看到工人出来便上前拉拉扯扯，纠缠不休，多少要捞到一点“油水”才放手。为统治阶级效劳的宗教当然也不会放过这里的工人。这里原有高昌庙和尼姑庵，离此不远便是龙华寺，新建的有天主堂、瞿真人庙和济公坛。还有看相、算命、测字摊。这些和尚、尼姑、道士和神甫讲经布道，无非是用所谓“升天堂”、“修来世”之类的鬼话，愚弄遭苦受难而寻求解答和安慰的劳动人民，要劳动 •51· ==========第53页========== 人民甘心做地主资产阶级的牛马。所有这些，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给工人布下的天罗地网，当时的高昌庙是旧上海，也是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工人的贫穷困苦生活 江南制造局的广大工人被封建官吏象牛马一般地奴役，受尽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根据一九○四年江南制造局的统治者为了向上报销所开列的数字，当时各类工人的名义工资水平如下表： 0 各类工人工资水平 工人类别 日平均工资（银元） 工 匠 0.56 幼 童 0.21 才 工 0.176 伕 役 低于0.10 资料来源：据江南制造局记》卷2建制表所列数字编。 事实上，当时工人的工资根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一个工人能拿多少工资，完全是凭“委员”、“司事”的喜怒决定的。据估计，当时江南制造局工人的平均日工资是每人二角五分五厘。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工资，封建官吏还要采取种种手法加以克扣，工人也不会如数拿到。发工资时，封建官吏既不按数支付，支付时又用大洋变小洋①，畸零数目随手抓儿个铜板等等手法，贪污中饱，而且，这样的工资水平长期不动，物价却大大上涨了。据统计，一九○五年比一八七○年，上海米的零售价上涨百分之六十六点六，煤的零售价上涨百分之三十八点四②，而在这个时期内，工人的名义工资水平基本上没有变化，这样一来，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大大下降了。当时，幼童、小工和伏役仅够吃个半饱，勉强维持个人的生活。一般工匠也不能养家活口。退休老工人黄富泉的父亲黄仲卿，那时在枪厂做铣工，每天工资四角，早晚种些菜卖。黄富泉十四岁进局当学徒，挖坞泥、搪炉灶，干着远远超过自己体力所能负担的重活，每天挣得二角左右，早晚帮着父亲种地、浇菜、挑菜上街卖。黄富泉的妹妹则在家里摇袜。一家人拚死拚活辛勤劳动，还换不到全家六口的温饱，六谷粉、麦头糊和菜皮是他们的“上好”饭菜。每到冬天，他家还不得不讨些破旧棉衣给孩子过冬。恩格斯曾经指出：“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就是在这最低的生活水准线上挣扎。 ①银洋1元一般祈银毫（小洋）12角。封建官吏发放工资时，却把小洋当大洋算，即银洋1元给银毫10角，无形中把工资扣了17%左右。 ②据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第81页所载米、煤零售价计算的。 ·52· ==========第54页========== 工人住的草棚被称做“地窝棚”，进出都得弯腰。门是芦席片做的，经不起风吹雨打。住在这样的窝棚里，夏天极其闷热，冬天如坐冰棱。工人买不起家具，能有一张竹片床、竹小桌，一只烧饭的缸灶、锅子，以及若千吃饭的碗筷就算不错了。不少人家在潮湿的地上铺一些干草，就算是个“铺”了。 整个糊户区并没有什么道路，所谓“邗江路”、“珠江路”只是邮局为便于递送信件给取个路名、编上门牌的。草棚之间的间隔就是路，下雨天坑坑注洼，泥泞不堪。雨后天晴，路上就留下高高低低的大小泥坑。棚户区里有一条南北向的小河浜，河水发黑，臭气熏人。北头一座由一、二根木头搭成的东摇西晃的小桥，是工人上下班必经之道。一遇刮风下雨，总有几个人掉到浜里。工人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是谈不上什么卫生条件的。饮水、用水都靠黄浦江，洗衣服、刷马桶就在小河浜。江边、浜侧，有不少粪坑、垃圾堆。春末夏初，苍蝇、蚊子到处飞舞，疫病流行。工人的穿着更是又破烂又单薄，七、八岁小孩，没有裤子穿是常见的。有的工人家里，一家人往往只有一、二条破被过冬。工人一旦遇上疾病或其他灾难，便会冻饿而死。单身工人的生活也并不好些。他们成不了家，要赡养父母，不得不勒紧裤带。他们有的合租一间棚屋，有的则在局里随便找个地方过夜。工资最少的小工、伕役常常只能买几个烧饼，喝点薄粥，菜也吃不上。这就是遭受残酷剥削的江南制造局广大工人的生活。 江南制造局的一群封建官吏，则在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基础上建起了他们的“天堂”，过着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的官俸是：“总办”每月湘平银①二百两、“会办”一百 五十两、“提调”八十两，“委员”、“司事”二十一三十两。这个标准比工人的工资高出儿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并不靠官俸，而是靠克扣工匠的工资和各种形式的贪污中饱。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在江南制造局已经形成惯例。一九○三年时，江南制造局提调李平书为了表白自己的“政绩”，居然把“工资实足发给，不扣钱码”作为“政绩”的重要内容，可以想见当时江南制造局内一班封建官吏克扣工人工资的严重程度。他们贪污中饱的手法更多，例如：贪污外省委托制造军械的工料费，购买外国军火、机器和原材料的双九五回扣，以及采购物料时以次充好、虚报价格，领用物料时多领少用、私用私卖，虚报工料账目，等等。这些贪污账是无法算的。他们住的是局里的“公馆”，用的器物都到局里拿，还任意驱使工人为他们服役。这一群封建官吏每天到局例行“公”事之后，就坐着漂亮的马车出外，嫖娼、赌博、摆酒清客。他们还借这些场合干贪污纳贿的勾当②。至于在局里称王称霸的那些外国侵略分子，平时穷奢极侈、糜烂不堪的生活，同封建官吏相比，那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江南制造局工人，不仅过着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而且由于封建官吏只知欺压工人， ①当时用银两，重量成色极不统一，有库平（各级政府收税的标准）、关平（海关收税的标准）、漕平(原征漕米折银的标准)、市平（市场通用的标准）等名目，而市平各地又不同，十分紊乱。湘平即湖南的市平，略小于库平，比例是库平1两=湘平1.0363两。 ②参见江南制造局总办赵浜彦给魏光焘和张之洞的禀帖。载<《江南制造局移设芜湖各疏稿》第89一91页。 ·53· ==========第55页========== 只想多捞银钱，只图荒淫无耻的生活，根本不管工人的劳动条件，因此工人在生产劳动中，随时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有被开除失掉生计的威胁。仅从当时报上反映的零星资料，工人在劳动中因机器设备不好而被轧死、压伤的就有多起。例如：一八七一年八月，一工人被机器上的皮带卷起摔伤致死①，一八九九年钢厂工人王月标为机器轧伤而死，一九○○年钢厂一工人被钢板压死②，一九○三年炮厂工人李阿四被机器轧死，钢厂工人陈鹤亭被机器轧伤，等等③。甚至发生一次多人受伤的事故一一八九七年六个工人同时被机器轧伤④。这些是有报可查的。更大量的工人死伤的材料，是不见诸报端的。封建官吏视工人如同草芥，只知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而不采取任何劳动保护的措施。工人因工受伤残废，还要遭受失业的痛苦：因工死亡，要得到一口薄皮棺材和很少一点丧葬费，还得听凭封建官吏发落，至于遗下的孤儿寡妇，封建官吏就更不管死活了。而那些封建官吏因为过度荒淫而死后，却有大量的“抚恤金”。连职位最小的“司事”死后亦有大量“抚恤金”。文案处司事景麒病死，“于正款中提出规元银二千两存庄生息，赡养孤寡”⑤。“司事”在江南制造局中是最起码的“官”，死后尚且如此，其他“委员”、“提调”、“会办”、“总办”死后的“抚恤金”那就更多了！ 封建官吏以各种借口裁减工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除了以莫须有的罪名个别开除工人外，还有成批的“裁减”。据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年的记载就有多次：一八九五年和一 八九八年借口“经费困难”两次裁减工匠多人，一八九九年借口有些工匠“手艺低”而“工食银高”，又裁了一批⑥，一九○一年借口“时事多艰”一次裁减工匠约二十名⑦，一九○四年以“不堪任用”为名开除弹药厂工匠胡某等八人⑧。在当时黑暗的封建统治下，江南制造局工人得不到任何生存的权利，即使当牛做马，也是朝不保夕。封建统治者在需要时，用棍棒逼得工人累断筋骨；而当他们感到不能符合需要时，就可以托词借故，把工人一脚踢上街头。 工人的英勇反抗斗争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工人继承和发扬了这个光荣传统。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江南制造局工人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追使工人多次地进行反抗斗争。 ①飞上海新报》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初七日。 ②新闻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初八日。 ③新闻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十五日。 ④《申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初八日。 ⑤《江南制造局移设芜湖各疏稿》第61页。 ⑥《江南制造局记》卷4会计表，第19一20页。 ⑦《新闻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初二日。 ⑧《新闻报》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初四日。54・ ==========第56页========== 根据现有资料，在江南制造局创办后的最初四十年中，工人曾为反对延长劳动时间、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减工人和反抗封建压迫，先后在-一八八三年、一八八五年、一八九○年和一九○四年进行了四次重大的斗争。这些斗争表明工人的反抗在逐步发展，由说理、怠工一直发展到罢工。一八八三年新任总办潘露突然公布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激起了各厂工人的不满，工人们三三两两在自己居住的草棚里、在老虎灶的小茶馆里，串连商议.控诉封建压迫。一些敢于斗争的工人分头在各厂工人中发动，约定时间齐集到办公厅去找总办讲理。潘露风闻工人反对，怕事态闹大，事先曾叫手下的官吏利用同乡、旧部的关系去“开导”、威胁，妄想在工人斗争烈火还未燃烧起来之前就加以扑灭。但这是徒劳的，斗争终于爆发了。到了约定的时刻，各厂工人纷纷向办公厅涌来，找潘露讲理。一向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惯了的潘露，开始看工人来得不多，以为虚声恫吓几句就能把工人的反抗镇压下去，于是在儿个“委员”、“司事”的保护下，他站在办公厅的门口，喝问为头的是谁？扬言要严加惩办，命令工人各自回去干活。工人根本不理他这一套，你一言，我 一语，象一发发枪弹向他射去，问得潘露张口结舌，无词以对。这时，其他工人也都从四面 八方向办公厅涌来。工人越聚越多，声势越来越大，吓得这个家伙十分紧张，连忙叫人把军警调来。一批批荷枪实弹的巡警营、炮队营的清兵，在官弁督带下，如临大敌，赶到办公厅来，镇压工人。这次斗争虽然遭到了清军的镇压，但在这样一个有儿百个清兵和儿百个封建官吏的层层统治利压迫，被封建统治者称为“军需命脉”的江南刹造局，工人敢于起来同堂堂三品顶戴的“总办”作面对面的斗争，并且斗得他理屈词穷，不得不乞灵于武力，这件事本身就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斗争表明了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队伍中，增添了新的最革命的力量。这个斗争也教育了工人，使工人懂得同统治和压迫他们的封建官吏是讲不通道理的，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发挥一定的力量。一九○四年水雷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一场直接反对统治者的斗争。七月初五日（农历）早上，“委员”李某殴打龚姓工人，引起了全厂工人的愤怒。封建官吏打工人，在先原是极平常的事，这时却不容他放肆了。工人们一个个挺身而出，指斥李某。这个姓李的“委员”还想耍威风，倚势压人，咆哮得很凶。结果更激起了工人的愤慨，全体停工，包围了这个家伙。一向作威作福欺压工人的李某，第一次尝到了工人斗争的厉害，吓得他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满头黄豆般大的汗珠直淌，浑身筛糠似地抖个不停。提调李平书闻信赶来，命令工人复工，听候查明原因处理。工人坚决表示不惩办李某决不复工。正相特不下，幕后指挥的老奸巨猾的总办魏允恭出场了。他先把匠首（领班）许炳、谢文森、查巧生等叫去训斥，要他们立即带领工人复工，不复工的要开除。但工人没有被吓倒，反而斗得更凶。什么“总办”、“提调”，都不在工人眼里。魏允恭这一着失败了，为了平息群愤，求得早日复工，不得不亲自跑到水雷厂假惺惺地当着工人的面申斥李某一番，并宣布撤李某的职。但事后，魏允恭就对工人进行反攻倒算：全广工人被罚了五天工资；罗应龙、陈纪林、陈宝荣等六名站在斗争前列的工人，被指为为首闹事，送“发审处”查办①。那个“委员”李某只是换了个地方， ①据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二十一日《新闻报》报道， ·55· ==========第57页========== 调到龙华火药厂仍旧当他的“委员”去了。这次斗争虽然遭到了反攻倒算，但毕竟长了工人的志气，灭了封建官吏的威风，显示了工人自己的力量。 尽管这时的斗争还是自发的，有的遭到镇压而失败，有的虽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随后又被反攻倒算，但是，斗争的意义是重大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每次斗争都教育和锻炼了工人，为继续开展斗争提供了各方面的经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斗争在社会上种政治上发生了积极的影响，震撼着依靠帝国主义支持而苟延残喘的清朝封建统治，为近代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增添了新的光辉。特别是一八八三年的工人斗争，它是江南制造局上空爆发的第一声春雷。一八九○年的斗争则标志着工人的斗争开始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在华的《北华捷报》惊呼：“工人罢工在今天世界上已是普通的事，它在中国也出现了，本不为奇。然而，我们不能预料罢工的方法和英国完全相同。”英国工人的斗争，从破坏机器、个别工人进行反抗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罢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恩格斯非常重视英国工人的罢工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英国工人的斗争，是“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一八 九○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完全不同于当时的英国。英国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在产生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年轻。江南制造局工人自一八六五年到 一八九○年只经历了二十五年的斗争历史，但是他们的斗争方法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斗争实践的英国工人采取的方法竟是这样的相似。不同的历史，相似的斗争方法，预示着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无产阶级终究要“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无产阶级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甘心受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最革命的阶级。工人斗争的发展，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掀开了新的一页。一个风雷激荡、浪潮滚滚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新时代，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就要到来了。 ·56· ==========第58页========== 《红楼梦》讨论 a江知西3sa5ixa6a9 《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 略论《红楼梦》的主题 石一歌 二百年前，当《红楼梦》以手抄本的形式出现在冷僻的书肆和幽静的案头后，很快就惊动了整个上层社会。“烧”和“禁”交织着“捧”与“骂”，“淫书”、“伤风教”之类凶险的恶流与“奇情书”、“风情旖旎”之类轻桃的攒赏，都无不着眼于所谓“儿女真情”。以后，吃过洋面包的胡适宣扬“全书的‘旨义’”是“记述当日闺友闺情”；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周扬则 一口咬定《红楼梦》表现了“永恒”的“男女恋爱的主题”。总之，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认为《红 楼梦》是一部爱情小说。 《红楼梦》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曹雪芹在卷首曾反复表白：“此书不敢干涉朝廷”，“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声称“大旨谈情”，为“闺阁昭传”，写“儿个异样女子”的“小才微善”与“或情或痴”。这既是为了逃避文字狱，同时也表现了他世界观的局限性。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头叙述写作缘起后题过一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感叹没有“解味”人，其实，他自己又何尝能够真正 理解自己作品的意义？ 一部作品行世之后，就变成一种社会存在，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评价一个人不能根据他的表白一样，评论《红楼梦》的主题也不能根据曹雪芹的表白。马克思说过：“必须区别任何一个作者在现实中提供的东西和他只在他自己的想象中提供的东西。”对《红楼梦》主题的分析，我们应该以它“在现实中提供的东西”，即它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为根据，并把它与产生作品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看看它究竟显示了什 么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不是中心故事，更不是贯串金书的主要线 ·57· ==========第59页========== 索。这部书绝大部分篇幅所展示的广阔的生活画面和激烈的矛盾斗争，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通过爱情”来描绘的。大观园外，萨蟠强抢香菱、打死冯渊，金哥和她未婚夫的自缢、投河，石呆子的家破人亡，贾雨村的贪赃枉法；大观园内，金钏受辱跳井，晴雯抱屈天亡，瑞珠触柱命尽，尤三姐持剑自刎，…这一条条人命，一幅幅触目惊心的记载着封建统治者血腥罪恶的图景，怎么能通过爱情来概括？王熙凤的狠毒恶辣，贾政的迂腐伪善，贾赦、贾珍、贾琏、贾瑞、贾蓉这批人面禽兽的卑鄙无耻…这一个个贵族男女的形象，难道是通过爱情来塑造的？至于元春省亲，探春理家，抄检大观园，查抄宁国府…这些有声有色的场面，又怎以宝、黛的爱情来贯串？甚至贾宝玉这个正面人物的形象，也并非主要是通过爱情来塑造的。看看他为什么被贾政打得死去活来吧，是为了与林黛玉谈恋爱吗？不是。他的挨打，是为了他违背本阶级把他培养成“不枉天恩祖德”的继承人的“不肖种种”，他的叛逆思想使统治者感到危险。贾政讲得很清楚：“管他，也为的是光宗耀祖”，免得“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贾宝玉最后为什么出家当和尚？是为了失恋吗？不是。这是在他经历了家庭破败后，因绝望于没有出路而产生的“悬崖撒手”的行动。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不是为了爱情而产生的；恰恰相反，他和林黛玉的爱情倒是在叛逆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不是没有爱情便没有贾宝玉，而是首先应该看到：没有叛逆者贾宝玉就没有他和林黛玉的爱情。 《红楼梦》的中心情节，是描写以贾府为主的四大家族由兴到衰，走向没落和崩溃的过程。第四回“护官符”上讲的贾、史、王、薛这四大家族，是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大皇商集团，他们“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构成封建专制的基础。他们上通封建帝王，中结地方官吏，下压贫苦人民，气焰熏天，不可一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整个封建制度的缩影。 在第二回，曹雪芹颇具匠心地安排了一大段“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其实，我们不妨看成是曹雪芹在“演说”荣、宁二府，在介绍四大家族的相互关系，即将出场的主要人物和本书的基本线索，情节的发展趋势。“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外表的“兴盛”已经掩盖不住内部的危机 四伏和分崩离析，门第“荣耀”的“仕宦之家”已经“一代不如一代”地走向历史的坟墓。围绕这个中心，《红楼梦》才树起艺术结构的基本间架，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封建社会不同阶级、阶层、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它特别集中地揭露了贵族阶级内部的重重矛盾和种种罪恶，猛烈抨击了封建主义的道德规范。看，荣、宁 二府中，骄奢淫佚的贵族们是何等贪得无厌、挥霍无度！为媳妇办一次丧事，为女儿省一次亲，甚至设一次筵，祭一次祠，都要大摆排场。那“花得象水一样的银子”，还不是农民流 ·58· ==========第60页========== 不尽的血汗！他们在“仁义道德”和“纲常名教”的掩盖下，是公开的、肆无忌惮的淫乱。然而正如鲁迅指出的：“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红楼梦》的深刻和伟大之处，就在于一定程度上接触了这个原因：在政治上，统治阶级控制着政权机构，徇私枉法，卖官鬻爵，包揽词讼，草营人命，残酷的压追正激起被压迫者更强烈的反抗；在经济上，贵族、皇室的挥霍和敲骨榨髓的剥削、掠夺，销蚀、瓦解着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敏”如探春，“识”如宝钗，“狠”如凤姐，尽管一再筹划“省俭之计”，“兴利除弊”，也无法挽救他们这种封建“末世”的衰败。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又加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贾府内部围绕着财产和权力，父子、夫妻、妻妾、妯娌、兄弟之间尔虞我诈，“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贾府和其他统治集团之间，也是互相利用，勾心斗角。宁国府为什么被查抄？有人在抄家后对贾政说：“人家闹的也多，也没见御史参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至如此！”是呵，比贾珍更横暴的人在封建官场上多得很，不是照样在飞扬跋扈吗？看看那个曾经替贾珍儿子贾蓉买官衔的赵堂官，在查抄时是何等盛气凌人，如狼似虎，而西平王、北静王又暗中祖护，百般照应，上层统治集团间的派系倾轧岂不端倪已见？贾政呼天号地地痛呼：“老天哪，老天哪！我贾家何至一败如此！”老天是不会回答的，贾政也不会懂的。但我们从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可以看出：贾府的“一败涂地”，正是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红楼梦》的情节，是沿着贾府的走向“一败涂地”发展的。它显示的意义却不限于描写一个或几个贵族家庭的“树倒猢狲散”。正因为以贾府为中心的四大家族有高度的典型性，所以《红楼梦》暴露的矛盾就具有普遍性，它表现的主题也就具有深刻性：短赫一时的 四大家族一个个“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预示着整个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点，在日益尖锐的矛盾中走向崩溃。缓缓流动的历史长河，已临近转折的关口，在这儿，淤积着两千多年沉淀下来的厚厚的封建主义渣滓，只有冲决它们的阻挡，咆哮的巨浪才能开辟前进的道路，沿着新的航道急转直下。当然，曹雪芹是不能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他企图冲破旧的藩篱，又看不到出路何在；他对旧的制度感到绝望，又提不出新的社会理想。他用“自古穷通皆有定”的宿命论去解释这一切；他怀着“无才补天”的感叹为封建制度的行将灭亡唱出音调凄楚的挽歌。但是，不管怎样，他对封建制度的无情揭露和对封建主义的深刻批判，客观上起着为历史前进清除渣滓的进步作用。 在《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的线索，从属于对封建制度的深刻揭露，是作为反映社会矛盾的一个方面而为主题服务的。这种爱情悲剧，如果离开大观园内外的阶级斗争，就失去了社会意义，甚至它本身都难以存在。因此，在如何认识《红楼梦》的主题这一点上，既不能把爱情线索放在与描写贾府衰败、揭露封建制度并列的地位，更不能把它放在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中心”地位。 ·59· ==========第61页==========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有着具体的阶级内容和鲜明的历史特点。对它，我们要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封建桎梏格外严厉的贾府这一特定环境中，与贾瑞、贾琏之类衣冠禽兽视女人为玩物的丑行相比，宝、黛爱情无疑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这进步意义，难道是因为贾瑞、贾琏等是“兽性”，而宝、黛则表现了什么“没有被阶级的尘屑所淹没”的“纯良的天性”，什么“花一样开放在这不洁的家庭中的纯洁的痴心的恋爱”？不是。这进步意义表现在、也仅仅表现在对封建道德规范的叛逆精神上。曹雪芹支持了封建阶级的叛逆者，赞美了这种叛逆精神，写出了它在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必然性，更写出了它在封建势力摧残下被毁灭的必然性。这种叛逆精神的产生和毁灭，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都从一个侧面显示着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制度正无可挽回地走向崩 溃的边缘。 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的特点，不在于提出了一般的婚姻自主的要求，而在于他们竟敢于用建筑在蔑视封建“仕途经济”的思想基础上的“木石姻缘”，去对抗封建卫道者精心安排的“金玉良缘”，这是对封建秩序的严重挑战。贾宝玉的叛逆精神从哪儿来？是如作者所形容的从娘胎中带来的吗？或者是如有的评论者所说由“混迹在内帏”而来的吗？不，是从由盛到衰的贾府及其代表的封建社会中的种种矛盾里萌发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出现，正是统治阶级内部瓦解的表现和征象。你看，贾府“中兴”希望的唯一寄托者，不是已经对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不感兴趣了吗？贾母的娇宠和贾政的打骂不是也对他难以软化了吗？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观念不是在他身上有些失灵了？贾宝玉所以爱林黛玉而不爱薛宝钗，就是因为林黛玉赞同并支持他的叛逆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爱情就为统治者所不容。贾母、王夫人为什么硬要把薛宝钗配给贾宝玉，而且处心积虑地策划一出骗局呢？无非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使“连络有亲”的四大家族“亲上加亲”，便于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二是薛宝钗具有封建阶级要求的“德、才、工、貌”，可以使“性情乖张”的贾宝玉就范。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上，贾母等统治者不择手段地要扑灭叛逆的火苗，甚至将自己的“命根子”、“心肝”、“宝贝”置于死地也在所不惜。然而，叛逆若可以丧生，叛逆的火花是难以扑灭的。这就是《红楼梦》描写的宝、黛爱情悲剧，高出于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一见锺情，以“金榜题名”、“五花封诰”为美满结局的小说、传奇的地方。 毛主席教导说：“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贾宝玉和林黛玉的阶级地位、经历和教养，决定了他们的爱情打着鲜明的贵族阶级的烙印。他们不反对、也离不开建筑在农民血泪基础上的寄生生活，反映在爱情上则是带有相当强烈的病态、畸形、感伤的特点。“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之类的感叹， ·60 ==========第62页========== 缠缠绵绵、曲曲折折、哭哭啼啼、悲悲切切的情调，“孤标傲世”、洁身自好、狂放不羁的性格，难道不都贯串在他们的爱情之中吗？他们想摆脱封建礼教对自己婚姻的羁绊，但又十分软弱，象林黛玉，就一再希冀得到贾母的支持和允诺；他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光明，而把相互的爱情看成几乎是唯一的安慰和寄托。曹雪芹对这一切都是带着赞赏的情绪，用细致的笔触、精巧的词句去刻划、去渲染的，并且给它罩上一层“水中月，镜中花”的色彩，充分反映了贵族青年的没落情绪。如果我们真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去加以剖析，就应当看到，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是不想、也不会走向革命的；就应当弄明白，这些东西不是《红楼梦》中的精华，而是糟粕。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如果今天竟然还在林妹妹脚下顶礼膜拜，大唱颂歌，岂不是连焦大也不如吗！ 美化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把爱情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理论基础是人性论。有人曾经直言不讳地声称：爱情“首先是和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幸福密切有关的事情”。“本来是基于性的差别和吸引而发生的情感”。那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呢？社会的和历史发展的内容呢？都被一笔勾销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成了“情种”，成了“纯洁”的爱情、“明净而单纯”的少男、少女的化身。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恩格斯批判奥地利政论家巴尔时说的一段话：“如果把妇女的皮肤、头发和一切历史地发展的东西除开之后，那末，在我们面前的所谓本来的妇女’还剩下什么呢？只是人猿而已。” 宣扬并不存在的超阶级的爱情，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所谓“抽象”的爱情，不过是资产阶级掩盖其阶级内容的骗人把戏罢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肆鼓吹这种爱情的“真”与“美”，就是用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来腐蚀、瓦解无产阶级队伍，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对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全面批判之后，人性论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这场伟大斗争反攻倒算的主要武器。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和一九 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人性论格外泛滥。有些人借评论《红楼梦》之名，一味鼓噪“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以及人们共同生活的快乐”呀，“自由的、情感的、人性的生活”呀，对封建统治者“不屑与他们计较仇恨”呀，…等等，这难道是偶然的？ 《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而是社会政治小说。我们要把它当成封建社会的历史来读，而不能当成“生活教科书”来读，更不能当成“恋爱经”来读。列宁曾说过，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有“可以作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份”。这对《红楼梦》也是适用的。用无产阶级观点去读《红楼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剥削阶级的本质，如果把它当成爱情小说来读，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一这是不能完全归咎于《红楼梦》的。 ·61m ==========第63页========== “防身的本领”及其他 评胡适《红楼梦考证》 石望江 一九三○年，胡适为了要把自己的文章普及到“贫寒的中学生”中去，在十二册《文存》中“精选”出一册选集，据说，里边大多是“少年朋友们”在课外“能全读”的短文。但是，奇怪的是，一篇冗长异常的《红楼梦考证》竟然也破例入选，占据了整本选集的四分之一篇幅。他还生怕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在选集的前面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声称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其中光“考证两个年代”，就“经过七年的时间”！ 胡适对于自己的文章，向来是认为字字珠玑、篇篇精采，不大厚此薄彼的。而《红楼梦考证》却受到了特殊的待遇。据胡适自己说，这是为了想通过它“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 考证一下《红楼梦》，可以传授“防身的本领”，这倒是有点出人意料之外的。胡适究竟在《红楼梦考证》里卖什么药？他“防”什么？怎么个“防”法？要解开这些谜，先得看看他到底“考证”出了点什么。 耐着性子把这篇连正文带附录拖拖拉拉共有一百多页的长文读完，发觉他“考证”出来的东西实在不多。 “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因此，它的价值只不过是“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这是胡适“考证”下来的一个根本结论。在这里，胡适仅仅是不懂得文艺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吗？不是。为了宣扬易卜生的极端个人主义，他不是说过易卜生写一个娜拉，写一个家庭，实际上是“写近世的社会”吗？他所以要对《红楼梦》作相反的论断，是因为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使他感到害怕。曹雪芹在两个世纪前就为封建制度唱了挽歌，描绘了一幅那个腐败社会分崩离析的生动图景，这对到了二十世纪还在为封建制度唱赞歌的人们，不能不形成一种辛辣的讽刺。历来的反动派都不敢正视和承认《红楼梦》所表现的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必然趋势，更不愿接受这部形象化的历史教科书对他们的无情嘲弄。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分化，胡适和他所隶属的买办资产阶级已公开与封建势力结成同盟，不惜公然为封建制度张目，他们自然就容不得《红楼梦》了。在胡适以前，无数封建卫道者订“章程”、发“通告”，扬言非烧光世间的《红楼梦》不可。受过资产阶级实 ▣624 ==========第64页========== 用主义熏陶的胡适毕竟比他们聪明，他的武器不是一蓬火，而是所谓“考证”，“考”来“考”去，一笔抹杀了《红楼梦》的全部社会意义。试想，一个破落公子的“自叙传”，还有什么重大的社会意义可言？一部“平淡无奇”的“消闲书”，还有什么深刻的政治内容可寻？胡适以为，这么一个断语一下，自可以瞒天过海，《红楼梦》也就不焚自毁了。 但是，《红楼梦》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却是人所共见的事实。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它究竟以什么内容震动了人们？胡适回答说，是“闺友闺情”。这是他“考证”的又一“成果”。“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周扬之流老喜欢用这句话来附和胡适。其实，应该说用超阶级的所谓“爱情”来取消《红楼梦》反映的社会阶级斗争内容，倒是反动派一大堆“考证”、“研究”文章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胡适的前辈把这部小说贬斥为“调情博趣”的“淫书”，也正是服从这个“主题”的，只不过作为买办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胡适干得更自觉、更“现代化”一点罢了。《红楼梦》真正的生命力何在？在于它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也即在客观上展示了这个社会必然崩溃的原因。看不到阶级斗争，就没有读懂《红楼梦》。胡适凭着他反动阶级的嗅觉，应该说是“读懂”了一点，因此他也着慌了。他怎么能容忍曹雪芹把荒淫无耻的封建主子和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丫头奴仆对照起来表现？怎么能同意《红楼梦》把贾珍、贾政剥削黑山村农民的事实、王夫人逼死晴雯的罪恶展现在读者面前？胡适完全能预料：人们一旦用阶级和阶级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将会对他和他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造成多大的威胁。因此他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必须用唯心史观、人性论等等来取代阶级斗争，把《红楼梦》中反映的阶级斗争内容“考证”掉。幸而作为封建阶级文艺家所写的一部作品，《红楼梦》毕竟还有不少消极的东西，如唯心主义的色空观念等可供胡适利用。于是他就扩大、渲染小说中的消极部分，特别是用一块粉红色的“闺友闺情”的纱幕来遮盖一切，这样，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变成了一部低级的“风流艳史”，奴隶们的呻吟和哭泣销声匿迹了，儿十条人命的血泪账也被一笔勾销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趋势更变得毫无根据了。 那么，曹雪芹花了“十年辛苦”来表现这种“闺友闺情”的目的又是什么？胡适甩出他另一个“考证结论”，说是为了“深自忏悔”。他所说的仅仅是所谓“情场忏悔”吗？不是。他和他的信徒们多次宣扬，《红楼梦》表现了酿成“爱情悲剧”的一种“自然趋势”，展示了“色归于空”这条天地间不可抗拒的“铁则”；既然又是“自然趋势”，又是不可抗拒，那还有什么好“忏悔”的？显然说不通。人们懂得，“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在曹雪芹笔下，所谓“情场”，并不是抽象的，更不是漫无边际地铺展于全书的，而是社会政治斗争战场的一角。宝、黛的爱情，也不是能离开了这场大斗争所能褒贬扬抑的。就其积极方面来说，这是他们与封建礼教发生直接冲突的叛逆思想的一部分。因此，胡适讲“情场忏悔”，实际上是在宣扬向封建礼教“仟悔”，向官场“忏悔”。质言之，贾宝玉、林黛玉要向贾政、贾母、王夫人“仟悔”，向“天恩浩荡”的“圣上”“忏悔”！图穷而匕首现。“考证”到这一步，胡适的用意就显示得更加明白了。在《红楼梦》中，贾政不是时常对贾宝玉发出一声声“断喝”，“众清客”不是时常劝贾宝玉要“断不似往年”吗？这些软软硬硬的“劝悔”声音，竟在胡适的“考证”中再现了。胡适和贾政抱到一块儿去了。这真不失为《红楼梦》研究史上的一件趣事。更有 ·63 ==========第65页========== 趣的是，胡适在写作《红楼梦考证》那个时期，“忏悔”二字并非此处独用，而是到处兜售，赏玩不已。他竭力动员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仟悔”，不该让政治热情妨碍了读书；甚至他出的大学试题也变成了“近年来学生运动的教训”之类“仟悔”式的题目。总而言之，在胡适看来，无论在小说里，在现实中，无论在古代，在眼前，反动统治阶级的叛逆者都有罪，必须“深自忏悔”。这是这位“哲学博士”坚信不疑的哲学。 将《红楼梦考证》“提炼”一下，除了一些“年代”和“版本”之类，基本内容无非就是上述几条。据说，这是完全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办法求得的。胡适曾把自己的这种“考证”方法称之为“剥皮主义”，所谓“譬如剥笋，剥进去方才有笋可吃”。好一个“剥皮主义”！请看，“剥”了第一层“皮”，《红楼梦》成了一部“平淡无奇”的个人“自叙传”，“剥”了第二层，成了一部庸俗不堪的言情小说；“剥”到第三层，竟成了一部保卫封建制度、批判叛逆者的反动小说！胡适的具体“剥”法是：先根据自己阶级利益的需要，“设想”《红楼梦》应该是一副什么样的面貌才称心合意，这就是“大胆假设”；紧接着就翻书，东寻西觅、捕风捉影地抓来儿条对“假设”有利的“材料”，于是，假设就成了结论。这就是“小心求证”。这样几下一来，《红楼梦》的真实面貌，总算被他“剥”得一干二净了。 但是，平心而论，胡适倒也并非是在东挠西抓地乱“剥”。从反对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和分析一部历史小说，到抹杀它社会政治斗争的内容，最后达到维护反动统治的目的，这么一个“考证”路子，每一步都有着一个明显的对立面，那就是马列主义。 在这里，不妨顺便注意一下胡适的写作日期。《红楼梦考证》的初稿完成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底，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三个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胡适急忙义修改此稿，于同年十一月完成改定稿。在党成立前后这个风起云涌的革命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迅速传播使胡适慌了手脚。他在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里都拚命抵抗。在古典文学中，他选了几部社会影响较大的小说作为自已的抵抗阵地。他也“考证”过《水浒》，从中宣扬了“强盗绝灭之后天下方得太平”的反动思想，露骨地诋毁无产阶级革命。到后来，还竟心血来潮“改写”了《西游记》的第九十九回，编造了一个“唐僧割肉超度鬼魂”的情节，要中国人民放弃阶级斗争，自愿地割下身上的肉去饲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矛头仍然指向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这中间，《红楼梦》的重大政治价值使他看到了这场抵抗战的重点所在，因此“考证”起来特别卖力气。这一切难道真如他所说，是出于“业余”的文学兴趣吗？显然不是。他明明是在从事一项紧张的政治活动！ 现在，回过头去，我们可以完全解开“防身的本领”这个谜了。他“防”什么，怎么个“防”法，都已一目了然。一句话，用反马列主义的方法，得出反马列主义的结论，从而为“少年朋友们”做出一个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防御马列主义的榜样，这就是《红楼梦考证》的全部 秘密。 这个“秘密”，在他文章中本来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了，但他却一直怕别人看不穿，误 学习与批卖 解成“纯学术”的东西，着实担心了好些年。最后终于又郑重其事地作了这样的“补充说明”：“少年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不受谁惑？胡适干脆点破了：“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 ◆64 ==========第66页========== 着鼻子走，也不算好汉”。这是说得再明白也没有的了。对于那些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不问政治、眼光不越大观园围墙一步的人来说，胡适的这番话，大概很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吧。 胡适的自白还揭示了一个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的事实：从他开始，《红楼梦》研究的阵地，就成了一个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交锋的战场。这是五四以后，尤其是党成立以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两种思潮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胡适为开端的所谓“新红学”的发展过程，正好与中国现代史上反马列主义思潮的蔓延过程“交相辉映”，这并非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世界上决不存在-一种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思潮完全无缘的“纯粹的”“学术研究”。说有，是骗人。胡适不是说他考证《红楼梦》时既“撇开成见”，又“搁起感情”，甚至宣布“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吗？但这种“最客观”、“最科学”的“研究”结果，我们已经领教了。无产阶级研究《红楼梦》，就象它研究过去和现在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用的思想武器必须是、也只能是马列主义。与胡适的反动行径针锋相对，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统帅《红楼梦》的研究工作，并得出马列主义的结论，这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恢复这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真面目，使我们从中获取丰富的历史知识，进一步理解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有助于参加当前的现实斗争。当年，共产主义若鲁迅在批判胡适、梁实秋一伙散布的“人性论”时，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论分析《红楼梦》，又用《红楼梦》的材料阐发阶级论，产生了巨大的战斗力和深远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要知道，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现实作用，胡适才不得不“防”来“防”去地要忙碌一番啊。相反，如果有谁上了胡适的当，把马列主义的研究方法看成一种需要“撇开”的“成见”，而想在《红楼梦》中寻找不带“阶级的尘屑”的人物，探求能“打动全人类心灵”的感情，那么，胡适和他所隶属的阶级就立即会兴高采烈地来牵你的鼻子。他自己不是声明说“不想牵”吗？请千万不要上当，那只不过是一张“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贴罢了。 当然，说到底，胡适一伙毕竟也“牵”不走多少人。在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想在“红楼梦研究”的招牌底下留下一块反马列主义的阴暗角落，这种企图，终究要被广大人民群众识破并粉碎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毛主席十多年前发动的“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今天还在不断深入。胡适的阴魂也罢，他的信徒们也罢，纵然再施展一百套“防身的本领”，再故作亲热地叫上一千声“少年朋友们”，也完全是徒劳的了。至于用“不算好汉”之类的“激将法”来挑逗人们，那就更其愚蠢而可笑了。 65· ==========第67页========== 焦大与“补天” 青平 薛工 在《红楼梦》里，焦大是个颇为引起读者注意的人物。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曾经一再地谈到焦大。这并不是因为《红楼梦》的作者为这个人物用了大量的笔墨，事实上，在整部作品中，焦大总共才出现过两次，而在曹雪芹所作的前八十回里，只有第七回里写到了他篇幅也很有限。然而，这个人物不但写得鲜明、生动，很有特色，而且对于了解曹雪芹的世界观的一个方面一-“补天”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焦大在宁国府，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他是贾府的世仆，对主子十分忠心，不但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还救过宁国公贾演的命。“仗着这些功劳情分”，宁国府的几代主子都另眼相看，不肯难为他。正因为如此，焦大才敢于仗着酒醉，把主子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都兜出来大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宁、荣二府的所有主子、奴隶，除了焦大，没有第二个人敢于骂出这样“没天日的话”，无怪“众小厮们…吓得魂飞魄丧”。也就因为这一骂，引起了读者对这个着墨不多的人物的特别的注意。 正因为焦大是跟随宁府的老主子贾演“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的人，他对贾府的“家业”比那些不长进的爷们还要看重。他眼睁静看着这分“家业”一天天败落下去，自己只是个奴才，自然没人听他的，于是就只好用骂来泄愤了。鲁迅说过：“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是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如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言论自由的界限》)这是十分精辟、深刻的真知灼见。焦大的骂，也可算是“发愤以抒情”吧，不过他所能做的，不过是“我要往祠堂里去哭太爷去”而已。 焦大这个人物，很自然使人想到第一回里顽石的“偈语”：“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这句“偈语”和焦大这一人物都反映了曹雪芹自己的“补天”思想。 曹雪芹当然是因为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天”有缺陷，行将崩溃，才会有“补天”的想法。他想要把它“补”起来，但又感叹自己的无能为力。在《红楼梦》里，曹雪芹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主要是贾家的兴亡史的高度的典型概括，描写了没落的封建社会里的阶级斗争，真实而又生动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和罪恶的若干方面，“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同情和赞颂在封建制度 ·66· ==========第68页========== 残酷的迫害下的奴隶们的反抗，深情地肯定和讴歌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精神，以惊人的艺术手腕展示了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从而成为一部形象化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和百科全书。这是《红楼梦》的基本的、主要的方面，也是它作为优秀的古典小说的成就之所在。 但是，曹雪芹毕竞是一个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的子弟，他深深怀恋往日封建贵族家庭的“繁华盛世”。他在真实地展示封建阶级的衰败、灭亡的历史趋势的同时，又不时流露出惋惜和痛苦的情绪。而对于推翻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更是明显地抱着反对的态度。他虽然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贵族的腐朽和罪恶的若干方面，但却希望出现一些有才干的人来“兴利除弊”，以挽救封建贵族的没落和灭亡，挽救封建社会的崩溃。这种“补天”思想，反映了曹雪芹世界观上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 揭露和“补天”，看上去是矛盾的，其实是一致的。鲁迅曾经说过，倘若作家的阶级立场没有改变，“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这里说的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但曹雪芹对封建贵族的堕落腐朽的揭露，不也与此十分近似吗？ 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看来，焦大虽不是什么主要人物，但却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 一部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的创造，都是服从于作者的总的构思的。曹雪芹不满足于通过第一回顽石的“偈语”来直接表现“补天”思想，又通过焦大、通过焦大的骂来表现这一思想。我们认为，焦大的骂，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补天”的呼吁。这种特殊形式的呼吁，是不可能出诸于其他人物之口的。那些荒淫无耻的老爷少爷们当然不会来这么一通自我揭露。象贾宝玉、林黛玉这种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也不可能这样“不管上上下下，一混汤子的混骂”。至于贾府的奴才们，那些反抗的，当然不会有这种“补天”的呼吁；那些有不同程度的奴才思想的，连听都不敢听这些“没天日的话”。这样，焦大也就成了作者抒发愤慨、痛切的心情的合适人物了。当然，焦大也并不是曹雪芹“补天”思想的简单的传声简，而是有着他自己的身份、地位、经历和性格的艺术形象。 焦大的骂，除了被“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之外，是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的。贾府这没落的封建贵族和其他许多没落的封建贵族，与整个没落的封建社会一样，都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它们的灭亡和崩溃都是不可避免的。曹雪芹正是带着“无才可去补苍天”的痛苦的心情，为封建阶级的衰亡和封建社会的崩溃，唱出了他的挽歌。 (本文作者系上海无线电二十八厂部分青年工人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 ●67● ==========第69页========== 思想杂谈 因鲁迅之死所想到的一 翟 青 鲁迅的死，是死在他的卧房兼工作室内的。他临终时，桌子上放着的是一篇没有来得及写完的杂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这不愧是一个战士之死。 就拿他支撑着病躯写出的这篇临终前遗作来说，就洋溢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他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用“辫子”来隐喻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指出剪辨子必须剪得彻底。不然的话，剪掉了的辫子又会重新被留起来，而那些“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竞觉得有趣”。鲁迅自称对辨子即封建旧文化的深恶痛绝，是“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过苦的人”。这确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在中国是根深蒂国的。它犹如辫子一样，即使在剪除多年之后，怀念辨子的仍还会大有人在。而张勋、段祺瑞之流的辫子派或曰复辟派，也是决不会就此在中国国土上绝迹的。你说辫子形状丑恶，可他却觉得其态甚美，不是么，“辫子有松打，有紧打，辨线有三股，有散线，周围有看发（即今之‘刘海’）”，若是再将脖子扭上那么儿扭，油光可鉴，啊呀呀，简直是标致极了。 顾辫自怜和摇辫自矜的预固派固然可恶，但并不可怕。要警惕的倒是周扬之流的两面派们。他们在脑后明明留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却偏要声称“辨子”在世上已经绝种。更有甚者，倒打一耙，诬称“剪辨派”谈辨色变，殃及头发，遇头皆剃，寸发不留。鲁迅在逝世前两月卧病时写的那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战斗撩文中，就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这些混在革命营垒中蛀虫的真面目。 活着就是为了战斗！这就是革命者鲁迅的人生观。正如他早在《“坟”题记》中所说的：“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在他逝世的四个月前，也就是一九三六年七月， 他作了一次X光拍片检查，发现肺已烂掉了四分之三。但膏迅仍然不肯出国休养，坚持留 在上海写作，为的是有敌人在，决不能离开战斗岗位。这种对敌人强烈的根，来自对人民的深厚的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确是鲁迅战斗一生的真实写照。与鲁迅的战斗人生观相映照的，是他在《病后杂谈》一文中提到过的那个才子。这位 。68◆ ==========第70页========== 才子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此人可谓深得养病三昧。吐半口血，既有养病之由，又无生命之危，于是，小病可以大养，短病可以长养，无病也可充作有病，更何况两侧有侍儿扶持，阶前有海棠可赏，的确可算是人间一大乐事。然而，这毕竞只能是一种寄生生活。没有劳动人民养活他们，不仅无花可赏，也且无饭可吃。再说，看护的侍儿也得吃饭，还得支付工资。这种腐朽的人生观是鲁迅的战斗人生观的对立物，属于必须彻底打倒之列。 鲁迅逝世离今已经很久了。但是，只要我们一翻开鲁迅的《且介亭杂文》及其《二集》、《末编》这几本书，这股浓厚的革命战斗气息立即扑面而来，如果，我们从这些作品联想到鲁迅当时的环境以及他的健康状况，那么，就更能激励我们踏着革命先驱者的脚印前进。今天，我们在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的时候，应当继续提倡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焦裕禄不顾身有肝癌，走遍了兰考的山山水水；王国福为共产主义拉车不松套，临死前还在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哺育下，出现了多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英雄啊！在这些革命先烈面前，当我们在工作取得成绩而赢得领导和群众表扬的时候，在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过程中遭到一点挫折或小不如意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了疾病缠身而被迫休养的时候，究竞应当如何对待成绩、困难或疾病，难道不应该认真地想一想吗？ 从“受压”说开去 读刘丽华同志的谈话纪要有感 任 菁 刘丽华同志觉得在学校里，对她压力很大，“一种潜移默化的势力叫人发闷”。这句话很能发人深思。 我们今天的学校，是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修正主义路线在教育领域内的统治，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但正如鲁迅所说的，旧势力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它有“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教育领域内，孔夫子、凯洛夫、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流毒年深日久，盘根错节，极为预固。这些污泥积垢既非一朝一夕之所形成，也决非一次、两次革命浪潮涤荡就能彻底冲刷千净的。只要一遇机会，“各种古的沉滓”，就会重新“翻着筋斗漂上来”。在这种环境里，确实会令人发闷；顶它一下，更会有沉重的压力扑头而来。由此可见，刘丽 ·69· ==========第71页========== 华同志的谈话，代表着在新的高等学校中受着旧的习惯势力压迫的工农兵学员发出了战斗的呼声。它警告我们：即使是在今天，教育领域内并没有风平浪静，而是仍然充满着极其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章。 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这是开天辟地没有过的事。它必然要遇到旧的习惯势力的反抗，这是毫不足怪的。问题是当这些封、资、修的沉滓残渣翻着筋斗漂上来，甚至如潮水般压来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个别人被压垮了，加入了翻着筋斗的沉滓残渣的行列，这不免是悲剧。有的人被压怕了，后悔不该跨进大学的校门，这也未见得高明。更多的人却是骨头越压越硬，如刘丽华同志那样，这才是对待压力的正确态度。《西游记》中有个孙悟空，在老君的八卦炉中被烈火炼了七七四十九天，最后不仅没有被炼化掉，却反而炼出了一副钢筋铁骨和一双“火眼金睛”。无产阶级战士也应当是这样。只要我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压力越重，就越能磨炼意志，越能增强战胜敌人的本领。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经风雨，不见世面，不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是培养不出真正的革命战士来的。因此，有压力并不可怕，相反地，倒可以从反面教育我们充分认识教育领域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如果当这些沉滓残渣漂起来的时候，我们不仅不感到有压力，反而觉得很舒服，那倒应该是认真地想一想了！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必然要接触到旧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这些旧文化是一·所深邃曲折的迷宫，徘徊不敢走进门的固然算不得英雄；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的，也决不是好汉。至于那些抱着欣赏的态度陷进迷宫里走不出来的，那就更当另作别论了。马克思曾经讲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也是一座地狱。但正因为这是一座吃人的地狱，我们就偏要闯进去，使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这座地狱，拆毁它、改造它，让它成为用来建筑共产主义文化大厦的砖瓦木石。马克思在撰述《资本论》这部革命理论著作的时候，就曾阅读了一千五百多本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著作，但马克思并没有沉溺在这些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之中，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地利用了这些材料，包括英国赏产阶级政府的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剥削、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吃人制度的革命结论。马克思这种对待旧文化的态度，是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的光辉榜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我们在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时候，没有那么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去闯进虎穴，彻底地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文化，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伟大使命和造就出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 “掣断丝缰摇玉辔，火龙飞下九天来。”在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进行持久战斗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气魄。从反面教员的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的压力，可以转化为我们革命的动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当自己给自己添加压力，提倡有一种“弓张弦紧地自己逼自己”的革命精神，主动去找重担子给自己压。这才是革命者所应当具有的态 度。 ·70e ==========第72页==========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 学 怎样正确认识需家法家思想的历史作用 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 读《盐铁论》札记 康 立 汉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八十一年，汉朝政府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会上由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同来自各地的儒家六十多人进行了一场大辩论。《盐铁论》一书就是由桓宽根据这场辩论的记录整理而成。它采取对话体形式，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儒法论战的场面，栩栩如生地刻划了桑弘羊的形象，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入。 (一) 桑弘羊是汉代的著名法家，杰出的理财家。他生于公元前一五二年，十三岁起就在汉武帝身边任职。从公元前一一五年起，历任大农丞、治粟都尉、御史大夫等职，担任最高财政领导职务达三十年之久。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财政政策，大都是由桑弘羊所制定和推行的。 盐铁会议上的儒法辩论，是在汉武帝死后六年进行的。当时，汉昭帝是个年仅十四岁的傀儡皇帝，朝政完全由大将军霍光所一手操纵。他企图改变汉武帝时实行的那条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政治路线，收罗了一批各那国的所谓“贤良文学士”，一手策划了盐铁会议。这批“贤良”、“文学”是汉朝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思想代表。他们有霍光这个黑后台撑腰，有恃无恐，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大肆攻击汉武帝的内政外交政策。他们采取借古讽今的手法，污蔑商鞅“反圣人之道”，使秦国民不聊生，竭力攻击地主阶级专政。桑弘羊为了捍卫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和他们展开了一场“二论相订，是非乃见”的激烈论争。（王充：《论衡》） 桑弘羊在论战中，以鲜明的法家观点，歌颂了商鞅、李斯和秦始皇。他赞扬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认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他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和李斯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功绩，并为秦始皇镇压儒家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革命行动叫好。他骂儒家是白蚂蚁，比作“穿窬之盗”，痛斥道：“故秦王燔去其 。71· ==========第73页========== 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颜眉，预前论议是非国家之事也，”总之，桑弘羊认为，在地主阶级专政的天下，儒家只配受到“焚书坑儒”的待遇，没有资格在朝廷上高谈阔论地议论国家政权的是非得失。桑弘羊还把儒生形容成是跛足的牝羊，渺小的燕雀；热情地歌颂李斯“名巨泰山”，是“奋翼高举”、“翻翔万仞”的鸿鹄。这些豪言壮语，充分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信心和希望。 在盐铁会议这场大论战中，那些儒生们“祖述仲尼，称诵其德”，战战兢兢地请出了孔子的亡灵。桑弘羊以横扫千军的气概指出，孔孟之徒是一批“内贪外矜”，唯恐天下不乱的反动政客。孔子往来游说，但“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他还用辛辣的语言，抨击孔子的七十二名高足，“不耕而学，乱乃愈滋”。桑弘羊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是对儒家学派的一次清算，它表现了汉代法家为了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中巩固新生的封建制度而锐气不减当年的斗争精神。 盐铁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在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 六国奴隶主残余势力中的不少人乘机“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成了地方上的“豪猾之民”。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封建中央政府和地方上奴隶主残余势力进行了长达一百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思想上就反映为汉代儒法之间的论争 汉朝前期，地主阶级还正处于上升阶段。因此，中央政权基本上是崇尚法家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对汉代最高封建统治者和地方诸侯王对儒法的不同态度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汉高祖“不乐儒术”，身边虽有几个儒生，只看作是说客。到曲阜祭过孔，也不过是“英雄欺人，将借此收揽人心”。刘邦死后，“儒者亦不见用”。《史记》和《汉书》的记载，都证明鲁迅的论断是正确的。吕后、汉惠帝任用的是“武力功臣”，汉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派法家晁错去教育自己的儿子。汉景帝时也“不任儒”。只有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方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实质上汉武帝“内修法度”，好“以法制驭下”。他欢喜的是象公孙弘那样“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官吏。他在制订政治、经济等重大政策时，采纳的是法家桑弘羊、张汤等人的意见。 分封在各地的诸侯王，同封建中央王朝恰正相反，都是道道地地的尊儒派。鲁迅在论述汉诸侯郡国的思想、文化情况时指出：“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各地的诸侯王用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积极从事分裂活动，反对汉封建中央政府，成了奴隶主残余势力在封建政权机构内部的代理人。死尸一发出臭味，大批苍蝇立即簇拥而来。“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各那国成了儒生们的防空洞。吴楚七国之乱，从表面上看是地方诸侯王与中央封建政权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政治要求。这次斗争的结果以地方诸侯王的失败而告终。它使残余的奴隶主势力受到了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梦想复辟的仍还是大有人在。桑弘羊对儒家的批判，是汉王朝同地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长期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汉初的思想家中，从贾谊、晁错到桑弘羊，随着斗争的日趋尖锐、激烈，他们的法家倾向也越来越鲜明。贾谊小时受过李斯的学生吴公的赏识，是主张“法治”的。晁错曾跟法家张恢生“学申商刑名”，曾“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若，书凡三十篇”。因此， ·72· ==========第74页========== 司马迁认为“贾生、晁错明申、商”，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在盐铁会议上，儒生对晁错、张汤等法家又一次进行了污蔑和攻击。桑弘羊则反其道而行之，坚决肯定晁错、张汤等法家的功绩，而对汉代的儒学大师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认为朝廷虽然选拔了许多“贤良”、“文学”，但这批人严重脱离实际，是一些只会“呻吟槁简，诵死人之语”的饭桶。他还指出，儒生们“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夺农妨政，此亦当世之所患也”。桑弘羊把儒家看成是对汉代地主阶级政权的严重威胁，这种状况充分证明：“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 (二)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除了如何看待儒法问题外，还同“贤良”、“文学”们对汉武帝时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论争。 汉初的一百多年间，封建王朝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削平诸候国的叛乱，摧毁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经济基础；对外抵抗北方网奴奴隶主贵族的入侵。桑弘羊正是根据这种内政、外交的需要，才制订了盐铁官营等财政政策。而反动的儒生们则站在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立场上，竭力攻击桑弘羊“与民争利”，要求取消打击工商业奴隶主的盐铁政策。这场盐铁问题上的论争，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儒法斗争的阶级实质。 秦汉时代，封建王朝在废除奴隶主土地所有制一井田制这一点上，是进行得此较彻底的。但对工商业奴隶主来说，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代替奴隶主旧贵族成了复辟势力的主要社会基础。在秦朝，工商业奴隶主吕不韦曾进行过反革命复辟活动。在汉朝，工商业奴隶主也仍还具有相当的力量。他们垄断了煮盐、冶铁和铸币等工商业，控制着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时侯，他们竟然拒绝借钱给封建政府中出征的官吏。法家晁错在当时就曾慨叹地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这批地方的工商业奴隶主，不仅是诸侯王叛乱的积极支持者，有的还往往公开地直接参加了叛乱。汉高祖时，赵相国陈稀谋反，手下将领“皆故贾人也”。吴楚七国之乱的诸侯王，实际是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代表，“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武帝时又实行了推恩法，使许多大诸侯国分成了许多小的封邑，这是对奴隶主复辟势力政治上的沉重打击。但是在经济领域中，斗争却继续在激烈地进行着。 秦汉以来，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奴隶主的打击，采取的是迁移或没收的办法。秦始皇曾迁天下豪富十二万户到咸阳。汉高祖时继续了这种迁移政策。汉武帝初年，派杨可等人巡视各地，揭发隐瞒财产的商贾，大批地没收他们的田室、钱财和奴婢。但是，这种简单的迁移和剥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遏工商业奴隶主势力的发展。桑弘羊总结了秦汉以来地主政权同工商业奴隶主斗争的经验教训，为汉王朝系统地制定了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理财”政策，从工商业奴隶主手里夺回了盐铁和贸易的控制权。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 ·73· ==========第75页========== 史上第一个地主阶级专政的统一国家，但直到汉武帝的手里，地主阶级专政才真正地得到了最后的巩固。 桑弘羊在同这批儒生的辩论中，明确地指出了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对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重大政治意义。他认为，“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这就是说，盐铁官营政策并不单纯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摧毁分裂和复辟的经济基础。 在这场盐铁会议上，儒法双方还对汉武帝的对外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桑弘羊指出，北方的匈奴奴隶主贵族不断入侵边郡，掳掠人口畜产，对汉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必须“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如果根据“贤良”、“文学”们的意见，取消这些财政政策，就要“忧边用，损武略”，严重地影响边防。桑弘羊大力地赞扬了商鞅的耕战政策，肯定了秦始皇修筑长城和派蒙恬率领几十万大军屯垦戍边的备战措施。汉高祖时，匈奴贵族同汉朝内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相勾结，进行颠覆活动。刘邦与匈奴作战失利，实行了屈辱的“和亲”政策。但那些“贤良”、“文学”们恰正相反，是屈辱的“和亲”政策的积极鼓吹者。在盐铁会议上，他们把北方边境的大片国土称之为“无用之地”，攻击汉王朝对匈奴的防御性战争是得不偿失，甚至胡说：“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总之，他们主张放下武器，以达到“偃兵休士，厚币结和”的目的。 桑弘羊痛斥了这种投降主义的谬论，指出汉初实行“和亲”政策的结果，徒然助长了匈奴的气焰，“暴害滋甚”。他指责那些儒生只会“抱枯竹，守空言”，发表一些“膝痒而搔背”的奇谈怪论，根本提不出真正能够“安边境”的政策。在这场论战中，桑弘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备战思想，提出：“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他具体分析了匈奴“百约百叛”、惯于搞突然袭击的特点，坚决认为“内无备，不可以御敌”，强调有备才能无患。在汉武帝的时候，桑弘羊曾经组织了六十万人屯垦戍边。他还曾计划在现在的塔里木盆地一带开垦灌田五千顷，打通西域，断匈奴的右臂。桑弘羊认为，这些措施不单是为了备战，而且还能“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历史证明：桑弘羊的这些建议和措施，对于抵抗匈奴奴隶主贵族对北方边境的入侵，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盐铁问题这场大辩论中，站在正确的一边的是桑弘羊而不是那些“贤良”、“文学”们。至于那个会议主持者丞相田千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因此，桓宽在《盐铁论·后序》里对他赞道：“彼哉！彼哉！” (三) 桑弘羊的结局是一个悲剧。盐铁会议后，尽管朝廷在霍光的主持下，废止了酒类专卖等政策，但桑弘羊却基本上没有采纳“贤良”、“文学”们的意见，认为应当坚持贯彻执行汉武帝的政策。霍光见桑弘羊不肯屈服，非常恼火，任命自己的亲信“大将军司马杨敞为大司农”，实际上罢了桑弘羊的官。当时，燕王刘旦上书反对，认为杨敞“无功劳”，没有资格当治粟都尉，指责霍光专权。过了一年，霍光指使那个建议召开盐铁会议的杜延年，告发 。74 ==========第76页========== 刘旦和桑弘羊等人串同谋反，用这个罪名把桑弘羊给杀了。据《汉书》记载：当时公布的桑弘羊等人的罪状是“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由此可见，桑弘羊与霍光的斗争，完全是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 桑弘羊死后，汉朝的封建统治者虽然仍旧继续执行了儒法兼用，即霸王道杂治的政策，但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却最后地被消灭了。这个过程，是同地主阶级从尊法反儒到尊儒反法的历史转变过程相适应的。汉初，封建统治者基本上尊法，但在思想上对先秦诸子却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这种倾向，在司马迁的《六家要旨》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汉王朝同地方诸侯割据势力还处于势均力敌的对峙阶段时，曹参、窦太后等人曾一度提倡黄、老的“无为之治”，对奴隶主的残余势力采取了怀柔政策。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奴隶主复辟的严重时刻已经过去了。封建统治者所面临的任务，已经不是进行社会变革，而是全面加强对农民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变革的法家思想，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封建统治者普遍认为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相反地，儒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却同日趋没落的地主阶级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通之处。封建统治者觉得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更重要的是，法家比较暴露，而儒家比较虚伪，更利于地主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欺骗宣传。就这样，地主阶级逐步从反儒尊法转变为尊儒反法。 儒家学派到汉代也发生了分化。儒生中的一部分顽固派死守孔孟之道不变，坚持要原封不动地回到西周奴隶主专政时代去。但是，大部分儒生则开始寻找和投靠了地主阶级的新主子，修改旧的奴隶主文化以适应新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都是剥削阶级，在思想文化上有其相通之处。叔孙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替刘邦制礼作乐，被他的学生们称赞为“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霍光在盐铁会议上同所谓“贤良”、“文学”们站在一边，反映了日益腐朽的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同奴隶主残余势力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结成了反动的同盟。 桑弘羊同商鞅一样，都是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在历史上有着相同的遭遇。商鞅遭车裂，桑弘羊被杀。两人从个人身世来说，结局都是不幸的。但他们的路线、政策，却基本上为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袭用，一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宋代的苏轼曾说：“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这种见解有一定的道理。历代封建统治者实际上都是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容，可是表面上又都要打出尊儒反法的旗号，痛骂商鞅和桑弘羊，吹捧孔丘和孟轲。 汉代的这场盐铁会议，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居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社会儒法论争的一个转折点。桑弘羊的被杀，标志着地主阶级已经结束了它的上升时期。此后，法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尽管继续被地主阶级中不少进步思想家所吸收，但都已不敢公开亮出法家的旗号，而是以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学派的形式出现。从此以后，封建社会中的儒法斗争，也就表现为披着外衣的法家学派和正统的儒家学派之间的斗争了。理解了这 一点，中国思想史上的许多症结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75 ==========第77页========== 从汉代的儒法之争谈到王充的法家思想 郭绍虞 我读了杨荣国同志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几篇文章，非常同意他的意见，所以我在修改《文学批评史》讲到王充的文论时，就推备特别加-一章以说明王充思想的来源。可是一讲这个问题，就牵涉到许多错综复杂的种种社会现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时，首先要打破汉代儒学复兴与儒学独尊的假象。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法家学说在汉代并没有销沉】在汉代，应分两个时期，即汉武以前和汉武以后。汉武以前的儒学复兴是一个假象，汉武以后的儒学独尊也同样是个假象。在汉武以前法家的学术思想并没有销沉，法家精神也没有受到多大的打击，即使说贾谊等人以儒家面目出现而攻击法家，但因这种精神是革新的、先进的，所以仍能一直保持下去。阶级斗争的历史演变是复杂的，有时可能走一些弯路，但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总是错误的。因此，可以看到，儒法之争也同样不会熄灭的。法家重在实行，并不一定要著书立说才算成家。后人只看到韩非以后没有这样较有系统的著作，便以为法家学说销沉了，其实这正是一种错觉。李斯是法家，但是李斯何尝象韩非这样以著书立说为务呢！所以不要以为此后没有象韩非这样能发展法家学说的人，就认为法家被打击下去了。恰恰相反，此后一些政论家、政治实践家都可说是法家的后身，是法家学术思想的继续，因为他们的言论或行为往往都是法家思想的反映。而所谓儒学，恰恰是不太中用的人。刘劭《人物志·流业篇》说：“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为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政论家、政治实践家呢？说明了这一点，对此后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也就都容易理解了。从这样看儒法之争，不但在汉代没有熄灭，即在后世也同样没有熄灭，只因由于时代不同，社会情况不同，于是很容易被后来儒家一尊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法家学说销沉了。实际上，汉代一些儒家思想都有一些转变，都或多或少受一些法家的影响。陆贾是经常为高帝称说诗书的，但是他的《新书》，一方面以儒家之道，解释道家之无为；一方面又以儒家之礼，济法家之法，所以重在劝善而不急于诛恶。这在《辨惑》《慎微》诸章中很可以看出是法家之术。尤其是《术事》一篇谓“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这简直是崇法反儒的论调了。叔孙通在当时也是称为“汉家儒宗”的，然而他定朝仪却竭尽附会凑合之能事。他说：“五帝异乐，三代不同礼”，这就是法家观点。然而他再说：“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76 ==========第78页========== (《史记·叔孙通传》)，显然成为儒法思想的混合体了。贾谊认为秦之亡，由于“仁义不施”的关系，当然可算是儒家了。然而《史记》称他“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本传），那么法家当然也在其内了。所以他的《治安策》也真如他《过秦下》所谓“审权势之宜”而“变化应时”的。变化应时，这岂不是与法家精神相似了吗？晁错则更是兼通儒法两家的。《史记》称他“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与洛阳宋孟及刘礼同师”。可见法家之学，传授有师，切磋有友，法家又何尝绝迹呢？而晁错也真能不负张恢之学，力主侵削诸侯，虽蒙难而不辞。可是同时，《史记》又称他“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当然又是儒林中人了。当时一般所谓士大夫都是这样的，法家又何尝销沉呢？只有象鲁两生之流，才可算是保存原先儒家的面目，可能还有企图复辟奴隶制的思想，然而在当时又起些什么作用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也有儿句话很可以说明这问题。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时的所谓儒家，正是如此。他们只想“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当时的文士从表面上看，好象都是儒家，实际则由于当时的士，因奴隶制已经摧毁，封建制已经建立，只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于是也就借用儒家的语言，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这是在汉武帝以前所以会造成法家销沉的错觉的原因。所以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儒家并没有独尊】在说明汉初法家并没有销沉之后，现在再谈谈汉武帝以后的情况。就当时的帝王言，是不是真是独尊儒术呢？也不是这样。封建统治者尽管一方面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可是一方面还是实行法家的一套法令制度，用王道来欺骗人民，用霸道来镇压人民，交替使用，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所以我再就帝王方面谈武帝和武帝以后的情况是不是独尊儒家。 关于儒法之争，《史记·酷吏列传》中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载：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今自陛下举兵击匈蚊，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是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张）。汤日：“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 这番争论的结果，汉武帝还是倾向张汤的。在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儿个问题：（一）汉武帝是一面尊儒，一面崇法的，并没有完全罢黜百家。（二）狄山是儒家，张汤与赵禹一同定法令，当然可说是法家，可见儒法二家对于具体问题还是有争执的，儒法之争并没有熄灭。(三)儒法二家对具体问题引起的争执，往往是儒绌而法胜，其原因即因儒家总是不识政体，不达时务，不能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关系。（四）即在儒家也有通儒与迂儒、愚儒之分，其真能识时务、达政体者成为通儒，否则只是庸儒、愚儒。而这种通儒正是多少带些法家精神的。（五）司马迁是把张汤列入酷吏列传的，他把晁错也算是汉代酷吏开始人之一，可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酷吏是多少与法家有些瓜葛的。当然，我们不是说酷吏全是法家，把它划上等号，即司马迁也对其所述的酷吏，很有持平之论，并不一概抹杀。但不划等号，也不等于说一无关系，二者之间的牵连情况还是可以肯定的。我们是根据这种种情况来说明法家并没有销沉，和儒家并没有独尊的现象的。 。77 ==========第79页========== 因此，我们再进一步说明汉武帝尊儒的实质。汉武之尊儒，另有其历史原因。秦始皇是处在地主阶级革奴隶主的命的时候，所以要尊法，要革新。而汉武帝时则是地主阶级政权已经确立，地主阶级的革命性已经逐步消失的时候。所以汉武帝为要巩固地主政权，就利用儒家守旧不变的思想来巩固他的统治，所以要尊儒，这正是保守性的表现。而儒家昵，由于他们的思想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当然容易为反动派、反动阶级所利用了。这样的两相凑拍，自然也就成为汉武帝和董仲舒所表现的双簧历史剧。这很明白，汉武帝的尊儒，决不是要恢复奴隶制，而是要巩固地主政权。因此秦始皇的尊法和汉武帝的尊儒都是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然而秦始皇的尊法，是革命的，是先进的；汉武帝的尊儒已经开始有一些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了。从这样看，所以不仅如上面所讲，当时的“儒”，在阶级内容上与孔子的“儒”已有些不同。即就帝王的意图言，也同样只是利用儒家的保守思想和唯心观点，以维护他的统治而已。至于政治制度的阶级实质还是继承法家的东西的。儒家为要迎合当时帝王的这些意图，所以儒家所继承的也只是在保守性这一点上或唯心论这一点上有些关系而已。汉武帝不是要恢复奴隶制，而儒家象陆贾这样也只说“法先圣”而不说“法先王”，也没有要恢复奴隶制。即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也是只为巩固封建地主政权打算的。这都是很明显的事实。 现在，再看汉宣帝是怎样。《汉书·宣帝纪赞》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合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可知同样是儒法并重的。尤其重要的，在《元帝纪》中有一段话： 孝元皇帝…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锌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 子也”。 在这一节记载里，更把崇法轻儒的态度和盘托出了。从这点看，可以完全打破法家销沉说的错觉。法家既没有销沉，当然儒家也就不可能独尊，尽管儒家思想在当时和此后一直取得了统治的地位，但不容否认还有反对这种统治思想的思想存在。所以此后变相的儒法之争，还是可说-一直存在着的。 【儒家和儒学】那么儒家是不是完全没有受到重视呢？关于这问题也要分别对待。现在节录《史记·儒林传》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于下： 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孝文时颇微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武帝)即位，赵绾、玉减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 在这里我们所要注意的，应当就这些人物中区分为两大类：孟子、荀卿为一类；尽管孟、荀 978· ==========第80页========== 思想并不一样，荀子也可以把他当作法家看待，但在这儿，孟、荷和赵绾、王减以及申培公、辕固生之属确是不同的另一类。其中只有董仲舒还可与孟、荀合为一类。 孟、荀一类可称为儒家，赵绾、王臧一类只能称为儒学，即后人所说的经学。这班儒生，可以说通经，但往往只能通一经。通经之外既不能著书，又不达政务。在汉代这种经生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适合当时的需要，尤其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在那时，一方面由于典籍的散失，这问题与焚书固然有关系，即如刘大櫆所说，把焚书之罪归于项羽之烧阿房宫，总之说明当时经籍难求，是一个事实。另一方面，由于以前的典籍是用六国文字写的，文字难识，可能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前汉经生只能通一经，甚至在一经中还有或为《雅》或为《颂》的现象，到后汉才有兼通五经的人。《汉书·儒林传赞》谓：“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这确是盛极一时的现象，然而恰恰说明这是统治者羁縻士类的手段。而且，此种现象只能说是儒家经学的兴盛，并不能说是儒家的兴盛，因为对于儒家思想并没有发展。当然这和儒家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而倪宽之以《尚书》佐张汤决狱更为突出的例证。儒家的学术思想似乎对于治经之外还起一些作用，但是这些事实，一来可能出于附会，二来更可能经不起实践的考验，并没有运用得恰当。所以这些经生毕竟还不能在思想上建立体系，著书立说，有所成就，更不用说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了。象他们这批人只是抱残守缺，严守师说，不能成为“家”，只能说是“学”。如果由于经学兴盛“大师众至千余人”，便以为儒家复兴，儒家抬头，还只能算是一种错觉，因为没有理会到儒家儒学的区分。儒家的经学发达了，儒家的思想并没有进展，所以当时如扬雄这样，就不受这种风气的束缚，想从经学中摆脱出来，成为有思想的儒家。而稍后如桓谭、王充等人也就对儒家学说更表示不同的意见了。 【儒和士】打破了上面这些错觉之后，于是可以进一步说明：在汉代要求儒法两家各有鲜明的壁垒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春秋战国是分裂状态，士的阶层可以随处择主而仕，所以会有“臣一主二”之说。而在大一统的局势之下，要求道一风同，士既不可能随便择主，也就不需要自由立说，更不可能自由设教。所以汉初的知识分子，尽管兼通诸子百家之说，却都自然融合诸家之说而以儒家的面貌出现，如陆贾、贾谊诸人都是这样，即使象刘安宾客与司马谈父子都是比较重在道家思想，但对儒家也还是特别重视的。(《淮南子》中不仅重儒家，如《沱论训》简直可说是法家思想)因为在秦代，墨学既遭排斥而衰歇，那么所谓“显学”也就只有儒家一家了。因此，我们前边讲汉代儒学复兴和儒家独尊都是错觉，并不因它是错觉而完全加以否定，因为这种错觉也大都是“事出有因”的。现在只是为了要破除一些旧的看法，所以说明虽是“有因”，但总之只是错觉而已。 自从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其实董仲舒本人已是变质的儒者）汉武帝采其说，定儒学于一尊，于是此后情况更不相同。我们前面所讲的儒家与儒学的区分，说明儒家的学术思想并没有获得发展，乃是指当时的现象而言，假使论此事对后世的影响，不能不承认儒家思想在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所起的作用确是相当大的。因为“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成为此后历代取士的制度， 。79 ==========第81页========== 也即成为此后永久用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制度，当然影响就特别大了。所以定儒学于一尊，在当时只显出了儒家学术思想的僵化现象，而在此后，简直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训练人们习惯于向后看的工具。儒家思想之应当批判，更重要的尤其在这些方面。 战国时所谓“士”，范围很广，五花八门的行业、“九流三教”的人物(“三教”只能借用都可包括在内，所以鸡鸣狗盗也在养士之列。“儒”只是士的一部分。但在儒学定于一尊之后，情况就不一样，因为士是以仕为职业的，这正如孟子所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滕文公下》)从此以后，仕途归一，于是儒和士也就开始不复区分。到了儒和士不复区分的时候，于是儒的流品始杂，即使有时勉强可作儒士文士之分，但这个区分，实际并不稳定，经常会发生混淆的。文士之中有时可有诗人文人之分，但这个区分也是同样不稳定，同样经常混淆的。流品既杂，而同摄于一个“儒”的名称之下，也即同摄于一个“士”的名称之下，那就不容易看出它的矛盾和斗争，好象没有什么儒法之争了。因为所谓儒，所谓士，都成为功名中人，也都变得奄奄无生气了。 【儒法之争的形式变化】儒和士既没有分别，也就无所谓诸子百家，但是矛盾和斗争总是存在的，不会停止的，所以斗争的形式也就不成为儒法两家的对垒，而只是儒家内部的争论。即使有时对某一具体问题上的看法表现一些思想上的交锋，也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较先秦时为严，所以这种交锋也没有先秦时那样公开，成为一种较为隐晦曲折的方式，那么所谓儒法之争也就因为不很明显而不容易看出。但是不容易看出，并不等于绝对看不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事物的内部总是有对立面的，如果由于不容易看出，而即认为儒法之争从此熄灭，那也只能算是一种错觉。 因此，我们企图说明先秦及秦代的儒法之争，在汉武帝以后是怎样通过不同的形式来表现的，其斗争的内容又是属于哪一类性质的？这才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据我现在所考虑到的，一方面从儒法两家的基本态度来看问题，一方面再从儒法两家的思想本质(也即是他们的哲学基础)来看问题，那么，儒法之争，可说还是一直延续下去，并没有熄灭。可是，一从这方面看问题，那么王充思想在这两方面都明显地突出地表现了对当时儒家思想的斗争，所以可说是儒法之争的继续。而另一方面，还在于王充的家庭本以农桑为业，是个“细族孤门”，这也说明了儒法之争在本质上是阶级斗争。 【革新和守旧】从儒法两家基本态度来看，那么碰到一些具体问题，儒家总是偏向于保守一面，往往是古而非今；法家则由于重视现实总是倾向于革新一面，不一定遵古，而且有时还要反古。这只须看当时桓宽的《盐铁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文学”与“大夫”的意见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一个不免是古非今，一个则要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恰恰表现了守旧和革新的两种不同态度，所以意见不会一致。在封建社会里，只要守旧和革新的矛盾存在，儒法之争永远不会熄灭，只因以前学者不注意这一问题，也就认为法家从此熄灭了，这真是简单地看问题。此后如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就是革新和守旧的斗争。弄清了这一点，那就可以说明王充思想的重要性。尤其王充的文论是反模拟、反复古的。钱大昕的《跋论衡》谓“后世误国之臣是今而非古，动谓天变不足畏，诗书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盖自充启之，小人哉”！此文把王充骂得够厉害了，可是恰恰从反面透 ·80· ==========第82页========== 露了一些消息，说明王充思想接近于法家，说明王充是能从革新的方面看问题的。这样骂王充，同时也反映了饯大昕的守旧思想。可是在以前，只有守旧的可以这样公开骂王充，而革新派就没有这样自由，只能取隐晦曲折的方式。这才是不容易看出儒法之争的主要原因。 【唯物与唯心】另一方面，再从儒法两家思想的哲学基础一唯物与唯心来看，更可以看出儒法之争并没有熄灭，而且此后也永远没有熄灭。从战国时的儒法之争来看，儒家总是偏于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子尤其比较突出；法家反是，由于重视现实，所以总是偏于唯物的。这只须看荀子就可明白这关系。正因荀子有唯物观点，所以会成为法家之先驱，或者简直承认为法家。相反，在思孟学派中是决不会孕育出法家来的。如果从这样看问题，那么王充思想就不是突然发生，而儒法之争所以没有熄灭的原因，也就可以了然了。唯物唯心之争是一直不会熄灭的，所以此后的儒法之争尽管变更形式，好似儒家内部的问题，实则从思想本质言，蛛丝马迹，还可看作是先秦儒法之争的继续。此后柳宗元与韩愈的分歧就是在这种关系上体现出来的。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匡谬篇》说： 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借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较地。…王充《论衡》则效诸难之文而为之，…王充与儒何仇乎？…其文有似韩非矣。韩非绌儒，将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将亦何申乎？…然则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在此文中虽充分表示不满王充，但是有一句却说得很对，王充确是“以儒者而拒儒者”的。是以“儒者”的唯物观点来拒儒者的唯心观点的。汉人对于荀子是比较熟悉的，但在《论衡》 一书中有《问孔》、《刺孟》之篇，而无非议《荀子》的话，所以王充思想可说是荀子唯物观点的发挥，而王充之于韩非，不但学其文，也且师其意，藕断丝连，还是和韩非精神一脉相承的。因此，说王充为儒家，以前人尽管赞否不一，但大家还不会感到奇怪；现在说他为法家，那恐怕有些骇人听闻。章学诚对这一点是有所看到的，但由于章氏在那时不会理会到唯物唯心的问题，而且同钱大昕一样，局于儒家的见地，对于王充也不会作正确的评价。所以从思想本质来看，《论衡》中虽有《非韩》一篇，而矛头所指毕竟还在儒家的唯心思想，正可看作是儒法之争的继续。 从这两方面来看，那么此后的守旧与革新之争，唯心与唯物之争，都可作儒法之争的继续，也都可看作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前面所讲的种种错觉，也就可以一扫而空了。说明了这点，于是对于王充的思想也就容易理解了。王充《论衡》恰恰充分地、突出地表现了法家精神和法家思想，所以我在正在修政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特别加上了这一节。当然，在插进《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还是要加以浓缩的。现在只是写出来征求一些批评意见而已。 ·81· ==========第83页========== 秦始皇传 范 凌 公元前二五九年（秦昭王四十八年）初春的一天，在赵国京城邯郸一个寄寓的秦国公子的家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了。他姓嬴名政，长大后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 秦始皇的父亲名叫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孝文王的儿子。当时，他是作为人质留在邯郸的。有一个名叫吕不韦的奴隶主大商人看上了这个处境窘迫的秦公子，认定他“奇货可居”，不仅对他百般笼络，还把一个宠妾送给了他，生下了秦始皇。以后，吕不韦又把异人送回秦国，勾结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孝文王死后，异人就被立为庄襄王。吕不韦也因此当了丞相，封为文信侯，得到洛阳十万户为食邑。公元前二四六年，短命的国君一秦庄襄王死了，十三岁的赢政登上王位，吕不韦以秦王的父亲自居，号称“仲父”，实际上成了掌握秦国大权的“太上皇”。这个拥有万名奴隶、腰缠万贯的奴隶主就这样地用阴谋诡计钻进了秦国的政权机构。 吕不韦执政后的一天，在成阳城门口公布了一部叫《吕氏春秋》的书简，旁边还挂着布告说，谁能对这部书增减一字，悬赏千金。这一下可热闹极了。城门口拥满了人群，万头簇簇，议论纷纷。这可是很大的一笔赏金啊！但无论是谁，一看到是吕不韦的大作，那还有敢增删的，谁也不愿为了这笔赏金而丧失脑袋。原来这部书是吕不韦招徠大批儒生写成的，他妄图以此来对抗在秦国有传统地位的法家思想，训导秦始皇按照《吕氏春秋》中所说的去立身处世，循“仁”顺“义”，学习“君子无为”，乖乖地把大权送出来，让我吕某独揽。吕不韦除了大力制造舆论外，还在组织措施上进行了严密的布置。他拉拢和收买了 一个名叫嫪毒的人，让他冒充宦宫混进了秦国的宫廷，获得了秦始皇的母亲秦太后的欢心和赏识。嫪毒被封为长信候，在宫闱内专横跋扈。吕、嫪两人狼狈为奸，共同控制了秦国的国政，妄图使秦国的地主政权蜕化成为贵族奴隶主专政。在经济上，吕不韦一反秦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发展地主经济的政策，竭力复活奴隶制生产关系；在政治上，吕不韦破坏秦国封建兼并的统一政策，帮助被消灭的诸侯复国。当时的卫国已被秦国灭亡掉了，吕不韦 ·82· ==========第84页========== 就迫不及待地把卫国国君送到野王地方去帮助他复国。 公元前二三八年，嬴政二十二岁了，按规定他要举行“冠礼”，亲自处理国政。这年春天，从国都咸阳到旧都雍的大道上，千骑百乘，前呼后拥，赢政去祭了祖宗，举行了加冕典礼，登上了国君宝座。吕不韦参加了赢政的加冕典礼，他冷冷地望着这位青年国君，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他懂得年青的嬴政决不甘心当一个“虚静”、“无为”的傀儡，想到这里，当年秦昭王铲除魏冉贵族奴隶主集团的这幕活剧不禁清楚地浮现在眼前。他早已下了决心，要先下手为强，勾结嫪毒，策划叛乱，拔掉嬴政这个眼中钉。 且不提吕不韦心中的盘算，蕲年宫内可是一片香烟缭绕、鼓乐喧天的热闹景象。嬴政举行“冠礼”以后，当晚留宿在蕲年宫中。就在这天的午夜时刻，突然从咸阳赶来了一骑军使，报告长信侯嫪毒盗用御玺，调集军队，正在筹划向蕲年宫进攻。秦王政虽然年轻，却一点没有惊惶失措的样子，而是果断地下令昌平君、昌文君发兵反击。咸阳一战，乌合之众的嫪毒叛军土崩瓦解，抱头窜逃。叛军头子嫪毒和其他为首的二十多人都被处死，党羽四千多人被革职削爵流放到边境。这样大的一场叛乱，竟被年青的秦王政不动声色地平定了。怎不教在背后阴谋策划的吕不韦吓得胆战心惊呢！秦王政回到咸阳时，他推病不敢出来迎接。嬴政心中有底，表面上不露声色，好言慰劝，背后却派人查证他的阴谋。事情不久就搞清楚了。秦王政宣布吕不韦同嫪毒有牵连，罢免了他的丞相职务，命令他迁出咸阳。这个十多年来出入宫闱、不可一世的吕不韦，象一条丧家狗似地溜回洛阳去了。但他并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他表面上闲居宅邸，背地里却继续和奴隶主旧贵族勾勾搭搭，安想伺机蠢动，东山再起。嬴政的眼里岂能容得这个敌人，他写了一封信严厉谴责吕不韦说：“你有什么功劳，竟能得到食邑十万户？你凭什么亲眷，竟敢号称‘仲父’？你呀，替我赶快滚到蜀郡去吧！”吕不韦一拆开信，一边读一边手不停地颤抖，脸色越来越惨白。读完信后，他深感大势已去，面对着残附落花，喝下了一杯鸩酒，畏罪自杀了。赢政在他死后下了一道命令说：“今后谁再敢象嫪毒、吕不韦那样，籍没他全家！” 二十五岁的秦王政，就这样地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向着统一中国的目标迈步前进了。 二 商鞅、范雎等法家政治家曾为秦国的地主阶级统治奠定了基业。秦孝公以来，秦国虽然经历了严重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但基本上是一直沿着商鞅开辟的道路走下去的。秦王政继承了这个传统，他按照法家思想来治理秦国，并且任命法家学派中的杰出分子为秦国的重要官吏。就在这时，荀子的学生、楚国人李斯来到了秦国。他向秦王政描绘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宏伟蓝图，秦王政立即拜他为长史。秦国的奴隶主旧贵族对秦王政任用法家学派中的人物是坚决反对的。他们千方百计要赶走这批从别国来的法家分子，整天在秦王政面前喋喋不休地说：“这些人是到秦国来捣乱的，大王快下逐客令吧！”于是，在秦国爆发了一场逐客和反逐客的斗争。 ·83· ==========第85页========== 李斯给秦王政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他用孝公任商鞅、昭王得范雎的事实指出，由于秦国任用了这些法家学派中的著名人物，执行了打击旧贵族的措施，才使秦国开拓了大量新疆土，成就了霸业，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旧贵族对法家的攻击和污蔑。他说：“泰山不辞细土，才这样高大；河海不择细流，才如此深邃。不管是非曲直，不是秦国人就驱逐出境，这等于是把军队借给六国，把粮秣送给敌人。”秦王政看了李斯的书简，觉得很有道理，立即撤消了逐客令，并提升李斯为客卿。 这时，魏国人缭在吕不韦罢相后也来到秦国。他是商鞅学派的著名代表，精通兵法，在战略、战术上很有一套。秦王政对缭很尊重，置之上座，起用他担任国尉的重职，所以缭又称尉缭。尉缭给秦王政出主意说：“秦统一六国完全有条件，六国只能作秦国的郡县。大王可千万别上六国‘合纵'的当。”他建议在六国广泛开展各种活动，实行各个击破的政策，以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秦王政很赞赏尉缭的见解，同他形影不离，遇事请教，连吃饭睡觉都在一起。 一天，秦王政在读书。当他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深深被作者那辞锋犀利、深刻明切，风格严峻峭拔的文章吸引住了。当他读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和“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时候，不禁放下卷来，连声攒叹：“这一切，不是同我想的、做的一样吗？作者讲法、术、势，这不正是我当前所急需的吗？”秦王政不由得对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感叹地说：“啊啊，我如果能见到这人，和他在一起，真是死也无所悔恨了！”他连忙把李斯找来，问作者是谁。李斯和韩非都是荷子的学生，李斯告诉他：“这是韩国公子韩非写的，他曾经跟我一起在荀子那里学习过。”秦王政思贤如褐，连忙发兵攻打韩国，韩王赶快把韩非送来求和。韩非入秦这天，秦王政亲自出宫迎接，向他讨教统一天下的大计。韩非说：“秦国地方千里，雄师百万，令出必行，赏罚严明。大王如果听我、我、我的意见而不能取得天下的话，请、请、请斩臣的头以谢秦国！”韩非这个人平素有点口吃，讲起话来结结巴巴，但他说理严密透彻，说服力很强，字字句句都打动了秦王政的心。秦王政对他倾倒备至，十分崇拜。 但是，秦国的奴隶主旧贵族对韩非得到重用却十分仇恨，李斯对韩非的受秦王政欣赏也很有点嫉妒。特别是有个叫姚贾的奴隶主旧贵族，由于韩非曾经向秦王政揭发过他的老底，成了韩非的死对头。姚贾反过来趁机在秦王面前谗毁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间谍，大王千万不能用此人！”韩、秦是敌国，姚贾的谗言又说得活龙活现，不由秦王不信，韩非因此入狱。当秦王政后来发现姚贾等人的阴谋的时侯，韩非已经在狱中服毒自杀了。韩非虽然由于受到谗毁而死在秦国，但他的学说却在秦国得到了广泛的推行。秦始皇、李斯就是他的学说的忠实实践者。秦国由于变法比较彻底，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都对山东六国占据着优势，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基础。加上春秋战国以来，各国人民受尽了各国诸侯混战的痛苦，迫切需要国家的统一，以保证生产的发展。统一中国，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元前二五六年，秦王政四岁时，秦攻东周赧王，赧王亲至咸阳献邑，历时八百多年的奴隶制周朝完蛋了。秦始皇继承了兼并诸侯、统一中国的事业。他“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从公元前二三○年灭韩国开始，到 ·84。 ==========第86页========== 公元前二二一年灭掉齐国告终；经过近十年的兼并战争，秦始皇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 三 几百年诸侯混战的局面结束了，秦军又北攻匈奴，南进百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 秦王政功成名就，踌躇满志。他在一次朝会上得意地回顾了兼并各国的过程，认为自己德过三皇，功高五帝，“秦王”的称号实在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尊严。于是，经过君臣的番商议，“秦王”决定改称“始皇帝”，表示由他所开创的封建帝业要一代一代地万世相传下去。秦始皇还命令李斯用著名的和氏璧雕琢传国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作为封建帝王万世一统的象征。 但是，就在这次朝会上，在关于建立那县制还是复辟分封制的问题上，当场引起了一场剧烈的争论。丞相王绾主张在燕、齐、楚等地分封诸侯王。廷尉李斯站出来驳斥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为王，后来象仇人一样相互残杀。现在统一海内，建立郡县，可以用赋税收入赏赐皇子功臣，这样才能统一全国，永享太平。分封诸侯是倒退，这是完全错误的。”秦始皇支持李斯的意见说：“廷尉的意见正确。过去兵荒马乱，就是因为诸侯林立，争霸不休。再搞分封，又要重新回复到过去各国混战的局面，再想天下安宁就困难了。”王绾碰了一个大钉子，就不吭声了。于是，秦始皇决定废除奴隶制的贵族分封制，分天下为三 十六郡（平定百越后增加到四十郡），郡守、县令等地方官由中央直接委任，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 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防止旧贵族奴隶主的复辟，秦始皇下令决川防、平险阻，拆毁原来列国间的堡垒、关塞，把天下十二万户奴隶主旧贵族从各国迁移到秦国的京城咸阳，以便监视。咸阳宫门外，矗立着十二个各重二十四万斤的威武的铜人，那是没收各国旧贵族和民间的兵器俦成的。秦始皇在巩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他改革中央官制，设立听命于皇帝的三公（左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开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规模。秦始皇为了防止地方割据，集中兵权，又在各郡设听令中央调度的材官。汉以后的封建王朝，基本上沿用了秦王朝的封建专制的国家体制。 公元前二一六年，秦始皇在全国颁布“令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以法令形式确定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废除土地分封制和世袭制。地主和自耕农要按法令规定陈报土地实数，向国家缴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从公元前二一九年到前二一一年，秦始皇还把十儿万户人家迁到琅邪、丽邑、北河、榆中等地多人少的地区，用赐爵、免役的办法鼓励开荒，有力地促进了地主经济的发展，巩固和发展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为了适应地主经济的发展，秦始皇又统一了法律、文字、度量衡。李斯等人用小篆字体编写了《仓颉篇》等文字范本，通行全国，又把小篆简化为便于书写的隶体。商鞅制定的 ·85· ==========第87页========== 度量衡器，成为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当时经济和文化的 发展。 当时，阴山脚下的匈奴等游牧民族经常侵犯秦朝的国境，秦始皇因此派大将蒙恬带兵戍边，在几十万士卒、民工的辛勤劳动下，连接和改建了燕、赵、秦、齐的长城，建造了一条西起临祧、东至辽东的长达万里的城墙，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自小身体不好，得过肺炎，后来经常要发气管炎的毛病，但他为了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事业，每天都要坚持看一百二十斤重的竹木简奏章，不看完不休息。他为了直接了解各地情况，防止各地旧贵族势力的叛乱，多次巡游全国，并下令筑驰道以通天下。这些驰道从咸阳出发，东穷燕齐，南极吴楚，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从九原到甘泉，还有一条未完工的长达一千八百里的驰道，堑山堙谷，工程极为艰巨。在纵横全国、青松如盖的宽广驰道上，秦始皇的千乘万骑前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巡游。从北国到江南，从登泰山观日出到游钱塘观涌潮，秦始皇为了“示强威、服海内”，走遍了当时中国的国土。他每到一地就刻石记功。邹峰、琅邪的铭文，东临碣石的遗篇，就都是他为了宣传秦统一中国的功业，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而命令李斯执笔所作的作品。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统一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封建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本身，对于中国各族人民来说，仍然是一副沉重的镣铐。而它在建立的过程中，也必然地要以各国人民的巨大牺牲作为代价。在这里，历史的进步是以广大人民的牺牲和流血所换得来的。它犹如印度婆罗门教中的那个黑母大神那样，只有用牺牲者的头颅作酒杯，才能喝取甜美的酒浆！ 四 秦王朝建立后，奴隶主贵族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基本上垮了台。但是，这个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继续在各地捣乱破环，想在中国重温复辟奴隶主统治的迷梦。 公元前二一一年，一颗大陨石落在东郡田野。有一个旧贵族分子在陨石上面偷偷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伪造天意，要求在中国复辟奴隶制的分封制。 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秦廷使者从关东路过华阴平舒道的时侯，有人假装山鬼拦住了使者，厉声叫嚷：“今年祖龙（指秦始皇）死！”然后一溜烟地逃跑了。 当秦始皇东巡到博浪沙的时候，一个躲在草丛中的刺客突然冲上驰道，掷出了一个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铁椎，结果误中了随从的副车。暴怒的秦始皇下令在各地搜查了十天，还是没有抓到行凶的刺客，结果只得不了了之。 真正对秦王朝形成严重威胁的，是在中央机构内部的那批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政治代表。王朝建立后，一批坚信孔孟之道的反动儒生混进了秦政府机关和文化教育部门。秦朝廷有博士官七十人，其中有不少是反动的儒生。他们密谋策划于暗房秘室，煽风点火于茶馆酒楼，到处对新制度造谣诽谤，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 在这种背景下，秦国的朝廷上发生了一场究竞是坚持地主阶级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 。86· ==========第88页========== 隶社会分封制的大争论。 公元前二一三年的一天，咸阳宫里，灯火辉煌，华宴盛开，秦始皇在宴享群臣。正当酒过三巡的时候，仆射周青臣站出来跪着向秦始皇进颂词说：“从前秦地不过千里，疆土狭窄，今天靠陛下的圣明武威，平定海内，统一中国，使分裂的诸侯国变成统一的郡县，永远消除了战争祸害。皇帝陛下功德无量！”这时，略带醉意的儒生淳于越听了周青臣的话，只觉得句句刺耳，阵阵怒气涌上心头，立即跳将出来进行反驳，说：“当年商、周王位之能相传千年，绵延不绝，原因就在于当时实行了分封诸侯的制度。今天陛下虽然一统海内，而子弟却为匹夫，一旦臣属起来造反，有谁来捍卫朝廷？行事不学古代而能长久的，从未听说过。周青臣当面奉承，使陛下继续犯错误，不是忠臣！”秦始皇听了他的这一番话，眉头紧锁，心中怒气暗生，但没有作声。 可是，丞相李斯在一·旁却按捺不住了。他站出来对淳于越严加驳斥说：“五帝不相重复，三代不相因袭，历代的统治方式因时而异。今天陛下创统一之大业，建万世之奇功，那里是这批无知的儒生所能理解的。”他厉声责问淳于越：“你说的三代之事，有什么可以值得效法的？！当年诸侯争战，儒生们到处招摇撞骗，充当说客，这还情有可愿。现在天下一统，法令划一，你们仍然在胡说什么一切都是古代的好，这完全是存心诽谤当今，迷惑人民！”李斯这一番话，字字铮铮，句句慷慨，说得淳于越哑口无言，只好在一旁绷紧着脸不吭声。李斯接着又当场揭露了那些反动儒生背后诽谤新制度的种种阴谋活动，建议：除皇家图书馆藏书外，焚毁《秦纪》以外的各国史书和儒家经典；凡敢以儒家诗书造谣惑众者，处以死刑；是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情不报，同罪处理；要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当机立决，批准了李斯的建议。焚书诏令下达后的当天，咸阳等地的街道广场上，烈火熊熊，骄焰逼人，大批儒家经典，霎时间竹帛烟销，化为坑灰。这一重大革命措施在反动儒生中引起了一片惊慌。魏国的反动儒生陈余得知这一消息后，赶忙向孔子的八世孙孔鲋通风报信，孔鲋慌慌张张地将《论语》、《春秋》等儒家经籍密藏在孔府墙壁的夹层里面，准备一朝变天时重见天光，继续贩卖反动的儒家理论。 在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儒生的眼中，焚书事件是一场浩天大劫。他们认为这是没齿不忘的不共戴天之仇。侯生、卢生是两个长期潜伏在秦始皇身边的反动儒生。他们对秦始皇的不用博士、“专任狱吏”的法家政策非常不满，经常在背后诽谤攻击。他们原想通过神仙、方术来影响秦始皇改变原来的法家的政治路线而改用儒家的政治路线，现在一看这条道路断绝了指望，就趁机潜逃出咸阳，准备在外省积蓄力量，伺机复辟。秦始皇得知侯生、卢生逃跑的消息后，非常光火，说：“我平常待他们不错，他们竟对我来上这一手，对他们的余党要好好清查！”他下令御史调查反动儒生的阴谋活动，经过这些儒生的相互揭发，奎出与谋者有四百六十人。秦始皇一怒之下，决定将他们全部在咸阳的郊野活埋处死。他想用这个严酷的专政措施来告诫那些复辟分子，要他们老老实实地不再乱说乱动。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是个受儒家学说影响比较深的所谓“仁者”。他不理解秦始皇那些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而采取的严峻措施，便忍不住劝谏秦始皇说：“父皇，儒生们诵法孔 ·87· ==========第89页========== 子，父皇对他们一律处以重刑，恐怕天下要从此不安啊！”秦始皇听了十分恼火，斥责他说：“小子，你懂得什么治国的道理！蒙恬带了三十万军队驻守在秦国的边境，你替我到那里去担任他的监军去吧！” 秦始皇虽然坑了那些儒生中的反动分子，但对那些政见不同但没有在背后搞阴谋活动的儒生，却照样可以“优游论著”，有许多儒生一直活到了汉代。因此，“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在奴隶主阶级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阶级自卫措施，是历史上一次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它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地主阶级的专 政。 五 秦王朝是历史上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这个剥削阶级在当时刚取得政权不久，由于缺乏统治的经验，激化了它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同时，奴隶主贵族又伺机利用了这个矛盾，这就使秦王朝潜伏着重重危机，全国成了一个一触即发、一点就燃的火药 库。 在这种形势下，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也就是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对全国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巡游。这年七月的夏天，烈日当空，酷暑逼人。秦始皇从山东的琅邪、芝罘，西回陕西咸阳，在渡过黄河平原津的时候，突然中暑病倒了。旅途中医药条件比较差，病越来越重了，多次昏厥过去。实在不得已，秦始皇自知快不行了，就下了一道手诏给长子扶苏，叫他把军队交给蒙恬率领，赶快奔到咸阳来会丧。诏书刚盖上封泥，使者还来不及送到上郡去，秦始皇就已在巡游时乘坐的温凉车上死去了。 秦始皇死后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二○九年七月，在蕲县大泽乡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农民大起义。它推翻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显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最后，刘邦篡夺了农民起义的果实，建立了基本上沿袭秦朝制度的汉朝。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秦始皇尽管遭到古今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林彪之流的谩骂，但他毕竟不愧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法家思想的彻底的有成效的实践者，是建立和维护中国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88· ==========第90页========== 裁青随笔 干劲往何处使？ 吴淞中学教育革命组 我校有位老师，工作热情高，干劲足。为了充实政治课的内容，他经常放弃休息，到处收集资料，亲自刻写、油印，把一份份补充讲义发到学生手里。上课时，除了讲解课文，还常常写了满满一黑板作补充。平时，几天一次小测验，每次测验前把自己编写的“标准答案”印发给学生，让他们背诵应考。可是，他的工作虽然辛辛苦苦，同学对他却很有意见，认为他上课枯燥又乏味，整天是死记加硬背。 老师有这样的干劲，同学为什么还要有意见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干革命要不要有干劲？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还刚刚开了个头，许多艰巨的战斗任务还在后头。我们教师如果没有那么一股子革命干劲，怎么能将这场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因此，我们反对那种疲疲沓沓、千劲不足的工作态度，反对那种害怕困难、畏首畏尾的懦夫懒汉思想。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位老师的干劲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干革命光有干劲不行，还必须有正确的路线作指导。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干劲往何处使的问题。使在正确路线上，干劲越大，贡献越大；使在错误路线上，干劲越大，后果也越坏。同学为什么对这位老师有意见呢？问题并不在于干劲本身，而是由于他的教育思想不对头，教学上搞注入式，把同学当作北京填鸭看待，一味死灌硬塞。这样做的结果，有些同学在考试中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老师的“标准答案”，但是，同一内容的题目只要稍加变化，就马上傻了眼，摇摇头说：“老师没教过，做不来。”这样的学生只会背诵一些条文，根本谈不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需要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不需要这种“两脚书橱”式的书呆子。这种情况说明，离开路线讲干劲，我们的工作就有可能走到邪路上去。 有些同志说：“领导管‘线’我管‘千’，搞具体工作谈不上路线问题。”这种看法不对。学校领导当然首先要管好“线”，但是，任何具体工作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治路线相联系的，不是执行正确的路线，就是执行错误的路线，不是自觉地执行某种路线，就是盲目地执行某种路线。就拿教育工作来说，我们在办学方针上，是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在教学方法上，是搞启发式，还是搞满堂灌；在衡量知识标准时，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还 ·89· ==========第91页========== 是单纯强调书本知识；在思想教育中，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还是搞管、卡、压的一套，等等。这些，看起来都是具体工作，但不同的做法却反映了不同的路线。对我们每个教师来说，都有一个从路线上划清具体界限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管“干”，不管“线”，肯定要上当受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许多教师，事没少干，劲没少使，但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上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当，在工作中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这样的教训应当记取。毛主席说：“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今天，在教有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从路线上去识别是非，不再重犯或少犯路线错误。既然这样，我们又怎么能只顾埋头千，不管纲和线呢？ 在如何对待干劲这一点上，有些同志身上表现的是另一种倾向，这就是认为“多干多错，不如不干”。他们为了保险，老是消极地等待：“等领导表态”，“等别人的经验”，“等”这种态度就更不对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毛主席早已有了明确的规定，使我们的工作有方向可循，有原则可依。在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的过程中，不少教师已经创造了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这里，最根本的，是要靠自己在实践中加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光等不千，永远不会有所前进。恩格斯说过：“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在实践中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只要正确地对待错误，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就能化阻力为动力，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把工作做得更好。就拿上面提到的那位老师来说，经过大家的帮助，在这次考试中就改变了过去那种要学生死记硬背的做法。这样才是对待工作、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我们已经有了 一条正确的路线，只要我们坚决按照这条路线去办，又有不怕流大汗，出大力，敢于实践的革命干劲，我们就一定能够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为什么闹情绪？ 河间中学刘忠村 忙完了今年的毕业分配工作，出了一件我原先没有想到的事：我们班上的红卫兵排长在拿到了分配到市轮渡工作的通知书后，竞闹起情猪来了。他认为这种工作只是套套绳子，卖卖筹子，没出息。 他为什么会闹情绪？当时，我只是简单地归咎于他在关键时刻没有经得起考验。但事实并没有这样简单。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了他。交谈中，这个同学激动地谈了他报到 。906 ==========第92页========== 后在工人师傅教育下思想转变的过程。他还尖锐地给我提了一条意见，说我发通知时对他的那次谈话，是造成他思想波动的主要原因。这话对我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闹情绪怎么能怪到我头上来呢？ 但是仔细地想一想：这个同学的意见是不错的。这次毕业分配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个同学平时在担任班级工作中表现很好，减轻了我许多负担，这次分配一定要给他争取一个“理想”的工作单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拿到了这张“不理想”的通知单，心中觉得很过意不去，在找这个同学谈话的时候，不但没有进行正确的思想教育，却反而用安慰的口气，说：“你的工作虽然不够理想，但比有些工作要轻松得多。”这样一来，恰正造成了这个同 学的思想波动。 从我的本心来说，确实是想“帮”这位同学一下的。但究竟应当怎么帮，用什么思想帮？这就是个问题了。可以有两种“帮”法：一种是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革命的理想前途教育学生，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坚决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另一种就是自己原先所想的那样，用个人的情面观点，代替革命的原则，要“帮”那些平时表现好的同学争取一个好单位。这样去做思想工作，实际上是在引导同学滋长个人主义情绪，把个人利益置于革命利益之上。这个同学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一门心思认为自已笃定进好单位，结果拿到通知书后，觉得不合自己的所谓“理想”，那当然难免要闹情 绪了。 事情决不应当到此为止。正知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往深处想一想，这里同样也有一个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问题。这个同学为什么闹情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当教师的也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拿我自己来说，在搞毕业分配工作的过程中，有几次一些所谓“差单位”的通知没有轮到自己班里的同学，就暗自庆幸；又当几个自己所喜爱的学生被分配到自己认为是“没出息”的行业中去，就感到“可惜”。这种思想，不正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等级观念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吗？千百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总是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腐朽人生观，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孔子就把人分成“上智”和“下愚”两种，强调“上智”统治“下愚”。这些流毒在我们的头脑中并没有得到肃清，一有机会就会反映出来。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不论是到工厂，还是到农村；不论是当营业员，还是当清洁工，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革命目标。只有分工的不同，决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正因为如此，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看来，只有“没出息”的思想，没有“没出息”的工作。再说，越是艰苦的工作岗位，就越能锻炼我们的下一代，也越需要我们优秀的青年到这些岗位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兴旺发达，后继 有人。 这件事情对我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它使我懂得了应当怎样对待毕业分配工作的道理。毕业分配工作不仅决定着同学今后的工作去向，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同学在毕业后走什么样道路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仅要反映到同学的身上，而且也必然会反映到我们教师的头脑中来。正 •91。 ==========第93页========== 如斯大林所说过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些传统和习气控制着千百万劳动群众，它们有时笼罩着无产阶级各阶层，有时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造成极大的危险。”因此，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就必须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作长期的坚决的斗争。 今年的毕业分配工作已经结束了，应届毕业的同学们也大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是，在搞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却是很值得我们教师认真地总结的。 当好学生的“学生” 武定路第二小学钱杭宝 我是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小学教师，长期以来打交道的都是些七、八岁的娃蛙。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可是，过去我总认为他们年幼无知，我吃的盐比他们吃的饭都多，从他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可学的呢？ 这种想法究竞对不对？有几件事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一次，在上《施肥》一课时，我指着书上的插图向学生解释说：“贪下中农种田，把肥料浇在莱上是很小心的…”这时，一个学生立即站起来纠正我说：“老师，你讲错了，大青菜的肥料只能浇在莱根上，浇在莱心上是要死的。”还有一次，我教一年级学生学习一个“目”字，我说：“目”就是眼睛的意思。有个学生马上补充说：“纲举目张”的“目”也是这个“目”。经他这样一补充，大家对“目”字的含义，理解得就更深刻了。 这些事实说明，自己认为小学生“年幼无知”，没有什么可学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论年龄，我当然比他们大得多，但是，“有知”与“无知”，决不能以年龄大小来划分。年长的未必事事“有知”，年幼的也未必样样“无知”。教师的实践范围有一定的限制，不可能样样都比学生高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尤其在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下，教育同三大苹命运动相结合，少年学生自小就有接触社会、参加实践的机会，能够较早地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增长新知识，因而有许多东西是值得教师学习的。就拿青莱施肥这个问题来说，我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里，对庄稼和蔬莱的种植情况无疑是非常“无知”的。相反地，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因为平时对农村生活有过接触，在这一方面，就比我这个年纪一大把的教师“有知”得多。从这一点来看，他既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先生”。 向学生学习，实际上也就是在教学中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学生在学校中是群众的大多数。试想，一个班级五十个学生，教师与学生是一与五十之比，教师一个人要带好班，上好课，不依靠广大学生怎么行？在日常教学中，我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当我讲解课文时，由于学生各自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因而纠正了我认识上的片面性；当某一项工作遇 ·92· ==========第94页========== 到困难时，发动学生七嘴八舌一议论，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别小看了七八岁、十儿岁的小孩子，他们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子弟，是未来的无产阶级草命事业的接班人，人小志气大，身上有许多优，点，常常以自己的行动给教师以教育、鞭策。只要我们善于集中学生的智慧，学习他们的长处和优点，就能把教学工作搞得更好、更活跃。 向学生学习，当然也包括向后进学生学习。如同对一切事物一样，对后进学生也应当 一分为二。“有所短必有所长”，在他们身上同样存在着先进的积极的因素。譬如，有的后进学生纪律差，但劳动埋头苦千，有的成绩不好，但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有的好玩，但能助人为乐，如此等等。只要我们用心观察，是不难发现种种优点的。我们教师从 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要当好学生的“学生”，就必须彻底放下架子，破除“教师高明”论的思想。过去自己所以会认为小学生没有东西可学，就是因为受了“师道尊严”的影响，自以为比学生高明。有时明明自己错了，但怕有失自己的“体面”，硬是不敢承认。因此，要真正做到向学生学习，必须要有一种“自以为非”的精神，要敢于自我批评。对于来自学生方面的意见，那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正确性，也要虚心听取，加以重视。这样做，是不是会“塌台”，有失教师的“体面”呢？不会。有一次，我在教书时，把“钟”宇错写成“种”。一个学生指出后，我因为他平时学习成绩差，不以为然。后来，当另一个学生又向我指出时，仔细一看，果然写错了，一时很尴尬。要不要承认自已的粗枝大叶呢？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我当堂向全班学生作了自我批评，并表扬了那个成绩差的学生。我的行动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如果明知有错，而死要面子，硬撑到底，那么，“教师高明”之“台”，是总有一天非“塌”掉不可的。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是一桩人类在过去从未进行过的革命事业。在共同为这场革命事业而战斗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既是师生关系，又是革命的战友关系。因此，教师与学生应当建立同志式的关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求得共同提高，共同进步。教与学这对矛盾，是辩证的统一，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学生虽然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但是，教师要真正担负起教育学生的任务，又离不开向学生学习。国此，我们必须“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93· ==========第95页========== 热烈的讨论有力的支持 读者来信来稿综述 本刊自今年九月十五日创刊，至今已出了四期。在此期间，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为了“表示对这个刊物的支持”，写来了一千多封来信和近三百篇稿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烈愿望和坚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精神。 读者的来信来稿中，对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三个问题。 关于儒法论争 对儒法论争，来稿的大多数都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儒法两家的斗争，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保守和革新、复擗和反复群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一切走向没落反动的剥削阶级，总是竭力吹捧孔子，把儒家思想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或者进行复辟活动的精神武器，而一切主张革新和革命的阶级、阶层，总是要打倒孔家店，肯定法家思想的历史作用，以打击没落阶级的反动统治和复辟活动。但是也有一些来稿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关于儒法两家的阶级属性。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围绕这个事实，对儒家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徐治国、吴九成等同志认为，儒家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其所以能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并把它定为一尊，除了因为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由上升的阶级变为没落的阶级，因而在思想上与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共通之处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在阶级本质上有其共同之点”，它们都是剥削阶级，在意识形态上都要宣扬“剥削有理”，因此，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学说在经过改造以后就能为地主阶级所接受。“抓住了这一点，进而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儒家学说不仅会被封建地主阶级所接受，而且也会被巩固了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接受。”另外一些同志的看法与此相反。任小平同志认为：儒法两家的思想是同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它们分别代表着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阶层的利益。理由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质的变革，反鞅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必然要发生根本的、质的变革。如果儒家思想不是代表地主阶级思想而是代表奴隶主阶级思想的话，那末在汉以后，就不可能仅仅“稍加改制”而不必经过根本的、质的变革，就一变而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而且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所以，儒家 。94· ==========第96页========== 思想本来就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儒法之争只是“同一个统治阶级内部守旧与革新的斗争”，而不能“称之为阶级斗争”。方流芳同志还进一步说，“儒家和法家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偏废的两种重要学说，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两者是兼收并蓄，同举并重”，“儒家被用来‘偃武修文’，法家被用来‘制驭臣民’，‘行督责之术’”，“儒家和法家真可谓‘难兄难弟’，彼此，彼此。他们何尝真的闹过分家呢？”因此，所谓儒法之争不过是“豆箕相煎”的“内江”，决不能看成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 另外，庄春波同志还对吕不韦的阶级属性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吕不韦在其执政的十三年中，推行了进步的政治主张，执行了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既定国策，执行了“重耕战”的政策。他并不是反对变革、因循守旧的保守派，相反，主张“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他还反对宗教迷信和先验论，认为“今世尚卜巫祷祠，故疾病愈来”，主张“先知必审徵表，无徵表而显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他的《吕氏春秋》相当傅杂，但总的看来其世界观基本上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左派思想。秦始皇与吕不韦的斗争，乃是地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 关于《红楼梦》研究 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分析批判，广大读者在来信来稿中表现了巨大的热情。许多同志就不同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下面两个问题上。 是“补天”还是“诔天”、“翻天”？杜恂诚同志认为，曹雪芹不可能是封建阶级的改良派。因为，如果他是封建阶级的改良派，他所称颂的人物就决不会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而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持不同政见者而已；为封建家族“兴利除积弊”的探春就不会失败，她的改良路线就会使贾府中兴起来。可是曹雪芹却偏称颂了宝玉这样的叛逆，否定了探春的路线，可见作者认为封建制度已无法改革。这位“狂于阮步兵”的先生，明明是对“天”的腐朽没落揭露无遗，表示出对“天”的蔑视和讽刺，把自己以及书中的宝玉和“天”对立起来。所以，他的核心思想不是“补天”而是“诔天”。而史志宏同志则认为，曹雪芹虽然从其家族的败落中看透了当时政治的黑暗，贵族社会的没落，感受到许多重要历史现象的折光，也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冲击，因而形成了反封建的叛逆思想：但是，他不可能认识封建制度崩溃的真正原因，表现在他对贵族社会种种兴衰现象，只能做出唯心主义的、宿命论的解释。另方面，他虽然预感到封建制度的崩溃是无可挽回的，但对代表着这个制度的贵族地主阶级的“盛世”却又怀着深深的眷恋和哀悼之情。这说明，他所希望的不过是除弊以“补天”，而决不是“翻天”。另外，乔震同志还根据《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的一段话，说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既不是“应运而生”的“大仁者”一类，也不是“应劫而生”的“大恶者”一类，而是“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贾宝玉既然是寄托着祚者政治观点的理想人物，那么作若自然是以“许由、陶潜、阮籍、嵇康”之流自比的。事实上，他的朋友确实曾屡次把他比作阮籍。而大观园中的贾宝玉则“常常拖着这些人的影子”。贾政就曾把他比做“温八叉”，是“无所为”的封建阶级的“不肖种种”。他与孔孟抗衡的不过是释、老，与“名教”对垒的不过是“自然”。可见，曹雪芹和他的贾宝玉，只能算是封 ·95· ==========第97页========== 建阶级的改良派。 是不是新兴阶级力量的代表？杜恂诚同志认为，《红楼梦》是“市民的民主要求在文学上的反映”，它写了初步的民主倾向对于封建主义的叛逆，如对于奴隶的同情，对于封建制度种种矛盾和统治阶级腐败的揭露，并且还指出了封建制度的崩溃是无法避免的。贾宝玉的要求恋爱自由，初步的平等、博爱的观念，反对科举制度，蔑视功名利禄，鄙视荒淫无耻等，也都表现了他具有新的社会理想（当然还不是明确的、系统的）。从“乌进孝交租”的描写中，更反映了“地主阶级是由农民养活的”这样的观点。这说明曹雪芹对封建主义土地制度的看法中已经孕育着否定的因素。曹雪芹虽然并不直接否定皇帝和君权，但作为全书总纲的“护官符”，正是揭露了封建政权在保护着无恶不作的地主阶级，从而在客观上对封建政权作了否定。所有这些，都说明《红楼梦》是新的市民阶级的民主要求在文学上的反映。丁家顺同志认为：象奴隶社会末期从奴隶主阵营中分化出某些具有封建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封建社会末期也从封建统治阶级阵营中分化出了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贾宝玉、林黛玉。贾、林正是体现了当时社会上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势力（市民阶层）的新人物。而徐志高同志则认为，虽然当时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贾宝玉作为曹雪芹的理想人物，他的思想中虽然有恋爱自由、男女平等、反对科举制度等民主思想，但占主导地位的、反映其本质的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这从他对待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对待皇帝、孔子，对待奴婢、农民、农民起义等的态度上都可以看出来。所以，贾宝玉本质上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不能认为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谈不上是新兴阶级力量的代表。 关于对屈原的评价 屈原的思想是不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思想？屈原是不是爱国主义者？本刊第 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了肯定的意见。对此，来稿中有的同志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杨淼、周恕田等同志认为，从屈原的作品中，许多地方反映出他对待古人和“先王之教”是赞美备至的；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许多地方与孔孟也是一致的；再说，屈原是楚国贵族的三大姓之一，门第十分高贵，他也很以自己的家世而自矜，所以，他不可能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汪征鲁同志还认为，屈原所处的战国末期，中华民族已基本形成，当时处于分裂状态的楚、齐、燕、赵、韩、魏、秦七国的文化是同一中华民族中的汉族文化。当时七国之间的斗争，是同一个民族内剥削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其间并没有什么“爱国主义”可言。同时，秦统一中国的战争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是进步的。所以，屈原的“爱国主义”不过是“忠君思想”。 读者中对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一些问题提出各种不同意见，不但表现了大家对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心，而且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学术思想的活跃。毛主席教导说：“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可以相信，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不但能促进我们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好地改造世界观，而且必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96· ==========第98页========== ==========第99页========== -九七三年 第 四 期 总第四期 1三>1yJ▣yA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天大依社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游绍兴路5号) 燕孝多庄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统一书号：3171125定价：0.29元 ==========第100页==========